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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死局 · 三[罗辑思维]No.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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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7 11:29: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luojisw 于 2016-4-8 17:46 编辑

南明死局·三[罗辑思维]No.164

弘光政权:并不缺乏武力

为什么我对只存在了短短一年时间的南明弘光政权这么感兴趣?其实,我并不是想讲历史,而是为了破除管理学上的一个误区。

过去很多人都觉得,一个企业组织想要强大,管理肯定得科学而严谨,内部组织化和结构化的程度越高,对外的战斗力和对环境的适应力就越强。所以前几年很多老板看到《执行力》这本书都眼前一亮,如获至宝,给公司每个员工都发了一本,虽然他们自己都未必读完了。

这个现象的重点在于“执行力”这三个字,很多老板都认为自己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因为中层干部和员工执行得不到位,企业才没有战斗力。所以,解决办法就是加强管理,提高执行力。

我想通过分析南明弘光政权的这三篇文章,让大家看到一个相反的事实——企业内部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对外的适应力越差。所以,我才有兴趣来解剖南明弘光政权这只小麻雀。

在前两篇文章里我分析了皇帝的问题,又通过阮大铖的例子梳理了文官的问题,但是最奇怪的问题出在武将身上。因为我已经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前提:弘光政权并不缺乏武力。

第一点,看数量。

如果把江北四镇以及武昌左良玉的部队全部加上,弘光政权至少有100万兵员。而这个时候北方的清朝有多少兵员呢?整个满族当时才有20万人,它的军队只有2万至6万人。如此看来,南明政权怎么会打不过清军呢?更重要的是,就算南明的战斗力比较弱,也不能一场仗不打吧?可是在清兵征服江南,就是毁灭南明弘光政权的时候,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好像清兵一至,天下就土崩瓦解了,这未免太奇怪了。

第二点,南明的兵员可不是乌合之众,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精兵。

且不提左良玉——他是明末的一个名将,我们只看北方四镇。北方四镇的将领是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和刘泽清,这里面只有一个草包,那就是刘泽清。刘泽清是从山东总兵任上带着自己的地方部队往南退守的,所以这支部队根本没有打过硬仗。

而黄得功和刘良佐都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久经沙场的,绝对不是没有打过胜仗的将军。高杰就更不得了了,他的外号叫“翻山鹞”,是李自成的老乡,也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元老。两个人关系本来很好,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李自成有一个老婆叫邢氏,据说长得很漂亮,又有大局观,还会算账,所以李自成就把她当办公室主任加CFO来用,把粮饷、军事器械都交给她保管和分发。高杰是将领,经常来领粮饷和器械,两个人在屋里算着账,慢慢就算到床上去了。但这两个人很害怕,因为李自成杀人不眨眼,为了两个人美好的爱情和未来,高杰就向明朝投降了。所以高杰既熟悉农民军的作战方法,又熟悉官军的作战方法。他带领的部队虽然后来被打败了,但仍是江北四镇中最有战斗力的。据说高杰这一镇有40万兵马,而且兵强马壮。所以,南明朝廷这个时候并不缺战斗力。

最后一点,江北四镇的布防是非常有章法的,总设计师就是著名的史可法。史可法当时想,南京在长江以南,那么至少要在前方布三道防线。首先是从安徽的凤阳到徐州、淮安,这是北部的一道防线,布了两个镇的兵马。然后再往南一点儿,从安徽的六安到庐州(就是今天的合肥),再到扬州这一带,布两个镇。还有一道长江防线,布了些水军在那里。既然这个时候南京城外有三道防线,怎么可能一仗未打就崩溃了呢?

军队: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

任何军事常识都没法解释这件事,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上:军队在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结构当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特别早熟的国家,管理上特别有办法。军队就好比一把刀——我们在玩刀的时候总会很小心,军队在政治制度中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它永远会带来三个噩梦。

第一个是财政噩梦,因为养军队花销太大,国家财政会吃不消。第二个是军阀噩梦,一旦把刀把子交到别人手里,就会对皇权造成致命的威胁,比如唐代的“安史之乱”。第三个就是战斗力噩梦,如果管得死死的,军队就没有战斗力,所以在宋朝、明朝遇到外来危机的时候,军队毫无抵抗之力。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永远要在三个噩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看中国历史的时候,发现这个平衡点找得最好的是唐代初年的府兵制。什么是府兵制?简单来说,就是皇帝划出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唐代叫折冲府,折冲府管辖的老百姓不必交皇粮国税,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但是要承担一项义务:国家一旦要调兵出征,他们要自备鞍马兵器,随国家出征。

但是折冲府的这些士兵并没有固定的将领,国家一旦有事,会从朝中派一个将领带兵出征。这套制度就解决了我刚才讲的三个噩梦。

第一,财政噩梦没有了,国家实际上不用养兵,只需要给府军一些土地就可以了。第二,军阀噩梦也减轻了,将军是朝廷为了特定的战斗目的派到战场上去的,他跟府兵是临时性的组合,平时不生活在一起,没什么感情,士兵也不从将军手里领粮饷,怎么会形成军阀呢?第三,府兵的战斗力很强。因为不用交税,府兵的日子过得比较好,农闲的时候可以跟小伙伴一起练练武术。上战场的时候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比如狗剩跟二柱子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狗剩一旦遇到危险,二柱子肯定会拼死相救,所以战斗力比较强。

有人可能会反问:“这么好的制度,后面的王朝跟着学不就成了吗?”

学不了。为什么?府兵制是在南北朝后期才酝酿成熟的,那个时候国家的幅员范围较小,发生战斗的地点相对集中,府兵就比较好管理。他们平时种地,发生战争的时候出去打一仗,要么战死,要么安然回家继续种地,所以折冲府的社会组织关系相对比较稳定。

可是到了隋唐的时候,那么大一个帝国,一个士兵征发出去,可能好多年都回不来,折冲府的社会组织就崩溃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兵车行》里有这么几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意思就是,我15岁的时候就去征战了,40岁时还没有回到家里;离开的时候里长给我裹了一下头巾,现在我头发都白了,还在戍守边关。可见府兵制在那时就搞不下去了。

府兵制这个均衡点破灭之后,宋代和明代就有了一系列的噩梦。财政噩梦是另外一条线,我暂且不讲。最关键的一对矛盾摆在了面前:如果任由将军带兵,战斗力可能不错,但是容易形成军阀势力;如果为了防止形成军阀,把将军和士兵分开,把调兵权、发军饷的权力、练兵权统统分开,战斗力就不行。

这个优先次序应该怎么选呢?从宋朝到明朝,汉族皇帝的选择都一样,就是宁愿外战外行,也得内斗内行。

南明王朝:控制力与战斗力只能选一个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这个选择,因为外战是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打,好歹还有价值观、文化差异等当防火墙,还有还手之力。但是内斗可不一样,一旦在权力结构内部崛起一个强权,换皇帝就跟打麻将换听一样容易。“陈桥兵变”中,赵匡胤无非是把身边的一支部队带回了都城,皇帝就乖乖让位了。

所以,皇权要想保障自己的安全,必须要加强控制。可是怎么加强控制呢?从古至今,从中国古代的王朝一直到今天的大公司,无非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内部结构分化,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部门,互相之间监督制衡;第二个方法,使这个已经分化的组织结构僵化,强调组织纪律。

《物演通论》这本书里提出过一个概念,叫“递弱代偿”,就是说所有系统的存在度都是一路下跌的——这可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更是所有组织发展的规律,包括物质,包括宇宙的粒子,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的——为了反哺存在度,系统只能通过分化,然后媾和,形成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可是这样一来,虽然存在度保住了,但是整个系统的强度会剧烈地下跌。

南明王朝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差?就是因为它是按照先分化、再僵化的结构路线发展的。什么叫分化?就是让文官去管武将。这听着很不合理,怎么能让外行去管内行呢?可是没办法,武将没文化,没价值观,不知道忠君爱国,经常犯上作乱,那就让有理想、有文化的文官来管他们,从宋代以来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都知道宋代皇家有一条祖训——国家不杀文臣、士大夫。南宋的时候岳飞被秦桧和宋高宗联手害死了,大家一定以为忠良被陷害后众人会为忠臣垂泪吧!事实上并非如此。岳飞刚死的时候,朝中根本没什么人替他说话,虽然大家都觉得他可能是冤死的,那又怎样?他手里有刀,随时可以犯上作乱,皇帝为了预防这种事杀了岳飞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岳飞后来有这样高的历史地位?因为高宗的儿子宋孝宗为了北伐,才把这桩旧案翻出来,又是平反,又是官复原职,又是追封——后来南宋的皇帝每次要北伐的时候,就加封岳飞。经过历史的叠加,才给我们留下了民族英雄岳武穆的形象。

当时的皇帝是不会跟一个普通武将讲什么道理的,杀他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这种非常残忍的逻辑一路发展到了明清,到最后文官地位极高,而武将地位极其低下。明朝的出征图上,文官被画得特别高大,旁边的武将反而被画得个子矮小,严重不符合事实,但这就是当时人的观念。比如同样品级的文官和武将,文官就高武将一等;即使不同品级,有时候文官还是高武将一等。这就是内部的分化制衡。

还有一点,就是结构上的僵化。僵化到什么程度?我只举一个例子。崇祯九年的时候,明朝已经是“破鼓万人捶”了,除了农民起义军此起彼伏,北方的清军也经常破关而入。有一次,清军已经打到了北京城边,首都告急。这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就是后来南明的隆武皇帝——唐王朱聿键。国家危急,皇上危急,他顾不得“藩王不准带兵”的规矩,带领自己的护军以及募集来的一些人——总共大概一千人,杀到北京勤王去了。崇祯皇帝这个时候也盼着有部队勤王,但是转念一想,朱聿键是藩王,怎么可以带兵勤王呢?所以半路上又让他回去了,后来还把他圈禁在凤阳的皇家监狱“高墙”,最后把他废为庶人。可想而知,国家到了这么危急的时候,依然不忘对武力的防范,不忘强调内部结构的组织纪律,这就是规矩。

既然要讲规矩,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军队战斗力的下滑。比如明代中期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御驾亲征,带着50万大军,就算打不过对手,边打边撤,护得皇帝本人安全总可以吧?这可是护驾之功,任何一个将军和士兵只要护驾成功,立即就能取得荣华富贵,按理应该人人自告奋勇。结果呢?明朝大军面对蒙古大军一触即溃,50万人四散而逃,留下皇帝一个人被蒙古人抓走了。

明代中后期也是这样,例如崇祯皇帝时期的“松山之战”,明朝派了13万人出战,结果一触即溃,留下一个文臣主将洪承畴。当然,洪承畴很能干,居然带领一万多名残兵败将固守松山半年之久。与此相比,那些武将做了什么?可见明朝军队对外的战斗力差到了何种地步!

史可法:与其控制,不如激励

但是,这个逻辑还是没有办法解释南明弘光政权崩溃的原因,因为江北四镇加上左良玉的军队不是一触即溃,而是100万左右的士兵全部归降了清朝。这怎么解释?

我们得再次回到逻辑原点,如果你承认过度的控制会导致战斗力下降,那我就放开控制,这样行不行得通呢?

宋高宗赵构就不会这么做,他自己再难,还是坚持军队所有的军饷由自己发,不肯放松控制使军队变成军阀。但是史可法没有办法,风筝线和风筝其实已经断开了,既然事实上已经形成军阀了,那他干脆激励一下手下的将领和士兵。

这和今天很多大公司的做法如出一辙,公司老板知道互联网时代不能搞中心化的控制,于是就搞大改革,给员工提供平台,让他们创业,搞一揽子工程。可是各部门的领导、员工这么多年来一直被教育要听老板的,现在突然要他们听自个儿的,当然会蒙掉的。

史可法的江北四镇也是一样的情况,史可法使用的激励政策其实比现在很多公司使用的要好得多。

第一,你们驻防的地方,不仅军队归你管,老百姓也归你管,官司你自己判,所有的田赋、矿山之利和商旅之税全部归你。你自己招兵买马,自己养军队,反正中央也养不起了。

第二,如果将来反攻中原,你打下了土地,那么这片土地也归你管,所有的利润都归你。

第三,现在封的所有爵位将来都可以世袭。

说白了,南明君臣这个时候已经把账算明白了,眼看着大厦将倾,宁愿换得一个晚唐时候的藩镇割据状态,也要先把这口气缓过来再说。

你能说这个策略错了吗?很多人说,史可法当时应该待在中央,不应该到江北扬州去督师。可我觉得,史可法去督师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换马士英去督师,可能最后下场还不如这个。

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江北四镇和左良玉的军队是怎样恶性演化的。请注意,他们原来只是结构中的一个要件,现在控制突然放松了,他们要在市场中,或者说在狂风骤雨的环境中靠自己的力量存活,他们会活成什么样呢?一个全新的逻辑链条就此启动了。

我在前面提过,权力系统有一个本能,就是内部结构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和最高掌权者的个人意志没什么关系,是权力系统的宿命。因为权力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就必须把自己的内部变成一个制衡性的网络,这个网络越复杂,它的内部安全性越高,当然付出的代价就是对外部威胁的抵抗力越弱,明代末年的崇祯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等福王在南京建政的时候,突然变了策略,因为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内部矛盾了,东林党、阉党要吵就吵去吧,关键是清军的铁蹄要南下,而李自成的流寇还没有被剿灭,此刻,活下来是最重要的,抵挡外部的安全威胁是最重要的。所以,福王朱由崧就不去控制这些结构件了,让他们各自为战创业去,只要最终自己还握有一点儿股份,每年的分红都归他们好了。史可法在江北四镇的核心策略其实就是这个原理。

但是,最终的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那些拿到了爵位、土地,拥有空前权力的军人,没有为国家厮杀,没有抵挡,甚至没有应战,就全部投降了。

福王很不理解这件事,我给了你们这么多好处,做买卖还得讲究公平,为什么你们不能回报我一些呢?儒家知识分子就更不理解了,讲了这么多年的忠孝节义,你们总该听得进一句半句吧,怎么到最后是这样一个下场呢?

1644年,也就是甲申年的11月,史可法正在江北扬州督师,但是他已经心灰意冷了。史料里面记载,当时他跟身边的人发了这么一通牢骚:“四镇尾大不掉。为今之计,惟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以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济。”这话说得杀气腾腾,就是说江北四镇这帮军人,每次找我就是要军饷,回去之后什么都不听我的,已经变成国家的威胁,尾大不掉。我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全都杀了,把他们的头挂在南京城门上,让天下那些不忠于职守、不忠于国家和皇帝的人都看看,这么干是什么下场,或许对于挽回局面还有帮助。当然,史可法说的是气话,他不可能这么干,清兵马上就要南下了,这个时候怎么可以自毁长城呢?但是这也说明史可法绝望到了什么程度。

而史可法对于这个局面的诊断是基于“不忠”这两个字,这也代表了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的看法。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里,什么叫军人?当时有一个词叫“豪猪贱狗之辈”,就是说武将虽然孔武有力,但本质上如同猪狗,没灵魂,没思想,得靠我们这些受过孔老夫子教育的儒家知识分子来控制他们、监督他们,他们才有可能为国家效劳。现在一看,他们果然不忠,给了他们那么多好处,也没有激发出他们的天良,本质上还是猪狗。所以史可法给他们下了两个字的断语:“不忠”。

军阀:自下而上的胁迫

但这是一个道德判断,我们看历史问题,必须学会一个方法,就是从结构的演化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组织、企业、国家、朝廷,它稳定下来的这个格局,一定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是一个临时的各种力量的均衡点。有时候一种力量突然崩解,会出现反作用力。南明朝廷就出了这么一个昏招,突然撤去了军饷对士兵的控制。原来士兵是这个国家的结构组件,突然把所有的连接件都拆除了,唯一的结果就是结构组件脱落而去。所以这些人不听你的,有什么稀奇的呢?

当然,儒家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搞了那么多年的教育,国家养士兵养了那么多年,怎么还无法激发出他们的天良呢?这样看问题就非常幼稚,要知道,所有的力都是成对出现的,一个力撤除,一定会出现另外一个力的脱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来理解自己的生命和人生,“范爷”范冰冰不是讲过一句话吗?“我能经得起多大的诋毁,我就担得起多大的赞美。”现在你要想当一个网红,你希望有多少人喜欢你,就一定会有多少人骂你。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一旦丧失,就必须寻找新的均衡点。

既然要构建一个新的均衡点,就需要一套新的逻辑,而这套逻辑是史可法这些人完全无法理解的,这个逻辑就叫作“自下而上的胁迫”。就是士兵最后投降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是身不由己,不管他们的道德水准如何,最后都是这个结局。

黄得功:我是身不由己

我不是在为几百年前的“乱臣贼子”辩护,我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江北四镇将领之一的黄得功。这个人的道德水准在江北四镇的将领中可能是最高的,刘良佐、刘泽清后来都是主动投降的,高杰是被自己人杀死的,唯独黄得功死战到底。他在战场上被敌人一支箭射穿了脖子,然后他看大势已去,就自裁了,最后他的士兵在其他将领的带领下投降了。了解一个人要看他的结局,所以黄得功的道德应该没有瑕疵。

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弘光皇帝朱由崧逃出南京之后,去的第一站就是黄得功的大营。这说明在弘光皇帝的心目中,黄得功是最忠诚的。他的大营在哪儿?就在罗胖我的老家安徽芜湖,他最后一战发生的地方我小时候还去过,就是安徽的荻港。

这么说来,黄得功的形象很好吧?但是我们来看看他以前干了什么。就在他死前不久,也就是江北四镇刚刚设立的时候,黄得功和高杰两个人发生过一次火并。军阀之间抢地盘谈不上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但是这一仗高杰打赢了,他偷袭了黄得功,杀了黄得功很多人和马。

黄得功想要报仇,史可法就赶过来说,大敌当前,咱们以大局为重,都消消火。按理朝廷应该惩罚高杰,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允许这么做。再说史可法手里也没什么权力,所以他就摆出一副隔壁大妈的姿势来劝黄得功,天下人都知道高杰错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放他一马,街坊邻居们是不是都会夸你好?

黄得功说,不打也行,他得赔我的损失。高杰同意了,允诺赔他300匹马。可是马运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全部是老弱病残,根本就不能用。史可法说,你俩千万别打起来,300匹马作价3000两银子,这钱我来掏。刚好这个时候,黄得功的母亲刚刚去世。史可法就说,我再出1000两银子的份子钱,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别打了好不好?既然给了这么多台阶,黄得功就把这口气咽下去了。

后来高杰孤身犯险,被自己人杀了,黄得功得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带领兵马直奔徐州而去。徐州是高杰余部的所在地,也是高杰所有家眷的所在地——黄得功不仅要拿高杰的地盘,还要把高杰所有的家眷、部属一网打尽。此举把史可法吓得要死,赶紧从扬州赶到徐州去调停,才阻止了这件事发生。

按道理来讲,黄得功这样的大英雄、大忠臣,不应该肆意地发泄自己的私怨,应该以大局为重,报效朝廷。

要是这样理解的话,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军阀。军阀是脱离了正式社会秩序建立的武装系统,军阀的权力来源和正式社会秩序中的军人不一样。国家的军人,他的权力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国家给他官职、爵位、粮草,然后他来行使权力。可是军阀呢?不管他是张大帅还是王大帅,本质上权力都来源于自下而上的授权。说白了,如果一个军头在军阀的系统中不能打地盘,不能给弟兄们分酒分肉,那么他的合法性就不存在。这个状态其实和我们在香港的黑道电影里看到的是一样的——老一辈的黑道大哥不想贩毒了,不想打打杀杀了,开始做正经生意,结果蹿起一个年轻人说,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更多的地盘,然后就把老一辈的大哥给干掉了。军阀系统就是这样,你不扩张底下的兄弟们吃什么?你有酒有肉,可我们呢?所以这种自下而上的授权其实是一个胁迫系统。

如果理解了这个逻辑,我们再去看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就会有另外一番理解。过去我们都以为,赵匡胤是伪君子,黄袍加身还不满足,心里早就惦记上人家孤儿寡母的江山了。

如果你是赵匡胤,一直是军队的将领,现在你手下的人把黄袍披在你身上,想让你带领兄弟们去谋取富贵,你干不干?你不干,那么请滚开,有的是人干。所以,赵匡胤也是身不由己。

同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武昌起义中,清军的协统黎元洪哪里愿意跟着士兵造反呢?最后是士兵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对他说,想不想干,你都得干。所以黎元洪的大总统地位是捡来的,他是被胁迫的。

我们再回到黄得功的事情上,黄得功有任何办法吗?他的士兵被杀,马匹被抢,明摆着被人欺负。刚开始高杰人多势众,自己打不过他,看在史可法给银子的份儿上,这口气也就忍了。一旦他有能力干掉高杰,当然会直奔过去。如果他不做这件事,底下的弟兄会看不惯他,甚至看不上他,他在军队的领导力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你要是黄得功,你做不做?

关于这些事,没有留下更详细的史料,我只能从道理上推断,黄得功是身不由己的。

左良玉: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就是左良玉。

左良玉这个人对南明弘光政权背负的历史责任其实特别大。1645年的三四月份,距离明朝灭亡也就剩一两个月了,南京城真正的威胁是北方的清军吗?不是,而是武昌的左良玉造反了。

左良玉造反的理由是“清君侧”,要带兵去杀马士英、阮大铖这帮奸臣。东林党人当然鼓掌欢迎,而且笔杆子握在东林党人手里,所以在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左良玉留下的形象是正面的。《桃花扇》里面,左良玉就是一个正面人物。

可他是个好人吗?当然不是。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说,他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是个军阀,而且最后还不忠,怎么可能是个好人呢?

他的道德差吗?也不是,至少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他在私德上还是不错的。

第一个,有一次他外出带队打仗时,农民起义军攻陷了他的家乡,把他全家老小都给杀掉了,幸好他把儿子左梦庚带在了身边,才算幸免于难。左良玉后半辈子都不近女色,始终在怀念自己的家人。作为一个军阀,自然是有酒有肉有女人,能够忍得住不近女色很不容易,至少说明他不是一个放纵自己的人。

第二个,他有一个恩人,这个人也很有名,叫侯恂,就是《桃花扇》的男主人公、“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的父亲。侯恂曾经救过左良玉一命,那个时候左良玉还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左良玉当了军阀的大帅以后,带兵经过侯恂的府第时,严令士兵不得动那里的一草一木,他叩拜恩人侯恂的时候也非常恭顺。所以,周边的人都称赞左良玉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这样的人私德怎么会差呢?

可是他的军纪极其坏。当时对左良玉的部队有一句评价,叫“杀掠甚于流贼”。就是说他们杀人、抢东西,比农民起义军那些流贼还要坏。老百姓一听说左良玉带的部队来了,都吓得四散奔逃,多次惨剧都见于史册。所以左良玉这个人极其复杂,只有理解了我在前面讲的军阀的权力系统的基本逻辑,我们才能够理解左良玉的行为。

其实,不管左良玉个人道德是好是坏,他对自己做的所有的事——包括表面上的好事和表面上的坏事——都没有办法负全责,都是迫不得已的。我可不是替他说话,我只是想强调,观察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时,不能只从他的个人意志出发,得充分考虑到周边环境对他施加的限制性影响。

比如左良玉东下造反去“清君侧”,你以为他是真的喜欢东林党人,一定要打倒马士英吗?可能他个人的价值观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要造反,而是为了去抢粮食、抢钱。因为左良玉的部队是最穷的,为什么?他的兵太多了,历史记载超过100万,这可能有些夸张,但几十万总是有的。跟江北四镇比起来,左良玉的部队人数最多,可是他的防地仅仅是湖北一带,而湖北一带已经很残破了,根本养不活这么多人。

皇帝还不差饿兵呢,他能怎么办?第一个办法,就是任由士兵去抢老百姓,他只能把眼睛闭上。如果抢老百姓仍然没法解决问题,就要到别的地方去抢,这个逻辑和流贼是一样的。但是他是朝廷的命官,又有固定的防地,所以他必须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还有什么比“清君侧”更冠冕堂皇的呢?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这不是我胡说,举个例子。1644年甲申年的时候,北京城破,左良玉突然发现,南京竟然冒出一个皇帝来。左良玉手下很多将领都是粗人,说:“什么狗皇帝,还给我们下命令!瞧他给的这点儿军饷。南京不是有粮食吗?我们干脆就到那个花花世界去,我们去打他吧!”

左良玉是朝廷命官出身,坚决不肯,说我们要忠于中央。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过此一步者,良玉视之已死。”就是说,你们这帮将领,只要过了这道线,我就死给你们看。这哪是什么恶霸、军阀讲的话?这完全是一个用自己的生命去胁迫一帮流氓的忠臣的口气。

后来左良玉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派一堆炮艇在下江口封着,谁都不许走。第二件事,他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掏出两三万两银子,分给这些将领。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不大舍得这些钱,左良玉就特别痛心地骂他:“你以为这些钱是你的吗?看来我左家真的要完蛋了。”

他起兵之后,中途得病死了,临死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吾不能报效朝廷,诸君又不从吾法制,以至于此。”就是说,天下之所以闹成这个样子,一方面是因为我没能耐,不能报效朝廷;另一方面是因为你们都不听我的,我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左良玉临死的时候,心中一定充满了悲凉和无奈。

有人可能会说,左良玉要那么多军队干什么?不养百万大军,后面的这些逻辑不就不成立了吗?要知道,军阀是脱离了正式社会制度的一个暴力系统,别看他有刀有枪,其实充满了不安全感,因为他随时要用暴力去解决问题,所以多一条枪、多一个人都是好的,发展到最后一定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他的系统崩溃。

说个题外话,有人说民国时候的军阀很好,不打仗的时候长袍马褂,礼贤下士,还会办大学、模范村。这其实是被它的表象蒙骗了。

只要它不是一个正式社会制度下的暴力集团,一定会产生三个结果:第一,战斗力极差,军阀是不爱打仗的,因为它要保存实力;第二,对老百姓一定越来越狠;第三,它一定会越滚越大,直到崩溃为止。所以军阀系统一定是社会毒瘤,不存在任何好的可能性。

我们回到南明,弘光朝廷崩溃之后,为什么所有的军队都投降了?这跟将领的个人道德没有关系。左良玉临死的时候交代下来:“我死之后,你们最好能为国家捍卫疆土;如果你们办不到,找一个地方自给自足也挺好的。”可是没人听他的,所有将领拥立他的儿子左梦庚,之后投降了北方的清朝。

黄得功临死的时候也是,他被一箭射穿了脖子,立马抽刀自裁。临死的时候他都没说“你们继续战斗”云云,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死,剩下的将领带一定会着士兵投降,任何意志都无法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你理解了这些才会知道,南明的悲剧到底悲惨在哪儿。

大系统突然倒地身亡之后

如果你读得出我的弦外之音,大概已经明白了,我哪里是在说什么历史,我是在说一个大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内部高度分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管理非常发达,但是在外部冲击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系统瞬间就会崩溃,这就是南明弘光政权。

当然,中国古代王朝崩溃的底层原理其实是差不多的,为什么一定要挑南明说呢?第一,史料多;第二,牵扯到太多的爱恨情仇;第三,它是皇权系统演化到最后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特别值得拿出来说。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视角,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在弘光政权崩塌之前,这个国家好像就没什么忠臣孝子,不管文官还是武将,一看清朝人打过来了,马上就选择了投降。而弘光政权崩溃之后,抗清运动反而风起云涌。南明政权可不只有弘光政权一个,后面还有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等,可是这些政权的主政者,主要依靠的力量恰恰都不是原来朝代体制内的力量——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刚才提到的江北四镇,当中唯一一个有志恢复中原的是谁?是高杰。高杰是李自成的人,不是来自大明朝内部的人,只不过史可法非常有人格魅力,感化了他。高杰想带队出征,可是还没出征就被底下人给害死了,这是个悲剧。

后来支撑永历政权的孙可望、李定国,这两个人都是张献忠的人。更有名的就是郑成功,他收复台湾,把明朝的国祚延续了几十年,可是郑成功也不是体制内的人,甚至都不是儒家文化圈的人。他来自海盗世家,出生于日本,他妈妈是日本人,从小讲得一口日本话。他突然对儒家文化感兴趣,突然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后来皇帝赐了姓,世称“国姓爷”,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原来的大系统突然倒地身亡之后,在它的尸首的旁边突然长出来一些小花小草,看起来是延续了大系统的生命,但小花小草跟大系统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是自我意志决定的产物,不是那种靠长期的洗脑、灌输、控制、讨好、驯养的产物。这个现象和我们过去熟悉的管理学思维正好相反。

互联网时代,人类组织的未来

管理学中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通过一套制度设计让一个人的行为变得可控,至少可预期,这样整个组织的战斗力会提高,但是事实往往正好相反。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你不管他,任由他发展,他就一定会堕落吗?他就一定会远去吗?事实证明未必如此。

这就是我这篇文章真正想说的东西。这几年很多传统企业都想转型,我们不能说它们的理论认知不到位,很多企业家对各种理论张口就来,什么“中心化的组织过时了,一定要去中心化,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平台,让所有的员工当创业者……”,这套理论他们都懂。但是原理上认识得清楚,并不意味着在路径上就能走对。

其中的误区在哪儿呢?说到最底层,就是没有清晰地认识到人的价值,并且尊重人的价值。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企业转型,动不动就要成立一个只属于总裁办的、直接对董事长汇报的“企业转型战略领导小组”。看起来决心很大,可往往干不成什么事,为什么?因为这种做法还是想通过一整套办法,一揽子地解决问题。而成功的转型策略往往是设立特区,让人的创造力、能动性充分地发挥,相信一旦某些人成功了,其他人会跟着学。这就叫认识到人的价值,并且尊重人的价值。

再举一个例子,很多企业动不动就要举全员之力搞什么新业务,往往都搞不成,为什么?因为企业最值钱的不是手头的钱或者资源,而是创业者本身。不要以为在市场上找个职业经理人,给他一堆钱、一堆优惠政策,他就能把事干成。创始人是握有最大股份的人,只有他握有这个企业的基因,只有他知道怎么干。所以我看到的新业务开创成功的企业,往往都是创始人自己带一个小分队扑上去,这叫尊重人的价值。

我们公司的员工只要是为了业务需要,请人吃饭的钱都可以拿来报销,我们也不做甄别,因为相信他。我和我的合伙人有一个理想,想要构建一个成人式的公司,老板和员工互相信任,谁也不把谁当孩子,谁也不把谁当坏蛋,所有人只是在共同的价值平台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有一个朋友反驳过我,他说:“罗胖,你胡扯,一个公司如果没有良好的管理,它是长不大的。你现在是因为公司人数少,才可以这么做。”

我确实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公司现在有100人左右,如果变成300人、500人、800人,甚至1000人,这个管理风格还能不能持续呢?我不知道,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我希望这个时间点到来得越迟越好,甚至永远不要到来。这是我的理想。

这个理想不是凭空而来的,其实,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就存在这样的商业组织,比如球队。球队是可以挣钱的,球队也是一个组织,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在球队里面见过严格的管理?就算是球队的队长,他也管不了其他人。

球队的本质是什么?大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赢,然后每个人踢好自己的位置,球员之间互相信任,不就行了吗?未来商业领域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组织,美国硅谷已经有大量的公司正在尝试这样的管理方式,这样的协作体才是互联网时代人类组织的未来。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面对南明这样一具尸体,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是要一个朝廷式的组织,还是要一个球队式的组织?

整理人:Freedom。QQ176888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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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8 16:55:2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期不错,期望文字版,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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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9 06:18:3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dasha509 发表于 2016-4-8 16:55
这期不错,期望文字版,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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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2 14:26:34 | 显示全部楼层
这集看了一下优酷的10页评论,反应不佳。
拍脑袋觉得2点:
1、 话题太敏感,无法说透,只能套一下公司,当然也可以套一下南明公司。
效忠私人的军队归根那三点,要国姓这个不敢说,所以反应不佳。

2、罗胖变现加速,毕竟人也多,这个公司要吃饭,也要从下而上。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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