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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被误会的租界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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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27 16:08: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luojisw 于 2016-3-9 12:11 编辑

罗辑思维:被误会的租界 89

今天我们说一个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租界。

之所以说它熟悉了,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词,知道历史上有过这么个小怪物,说它陌生了,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在情感上又比较排斥,不愿意去了解相关的事实和细节,因为它引发的联想都让人不痛快嘛,什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就是租界。

这是中国人民族记忆当中的一处疮疤,谁愿意去碰它了,就像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最不愿意去复习的一门科目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一会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会是被外国人变着花样的欺负,自己人还不争气,你说我又不是个受虐狂,为什么要跟这些让人沮丧的事实天天打交道了,总不如去看一集喜洋洋嘛。那好歹最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对吧。但是没办法,历史就是这样,它像一根铁钉子一样,插在你的民族历史记忆当中,你可能不舒服,但你拔不掉,所以与其我们在情感上抗拒它,还不如在事实上了解它。好在,现在我们有了这么个机会,因为现在我们也走在民族崛起的大路上,那种过去的屈辱感多少也平复了一点点,所以今天,我们有可能客观理性地,重新打量这个历史名词,租界。

那租界到底是咋回事了?一般人的印象当中,这就是列强用刺刀和枪炮逼着清政府被迫割让给外国人的那些,咱娘身上的心头肉,那真是好地儿,什么上海、青岛、天津、大连。你看,现在都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刚才这段表述,你觉得有问题吗?没问题,但是其中有一个词要商量商量,那就是,它是不是被迫割让的。从租界真实的历史来看,还真不能铁板钉钉地这么说,那好,那现在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切换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人打输了嘛,签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里面有割地、有赔款。这都不去说它,最重要的是一条,叫《五口通商》。

也就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五个地方,可以允许外国做生意的人,自由地做生意和居住。你看,按照西方人的常识,这就没问题了,两个国家掐架,掐完了之后条约一签,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按照条约规定的那些细则,我们继续交往和交易,英国人当时就这么想的,傻傻的。它刚开始1845年的时候,到广州的船只有44艘,但是十年之后,1855年的时候,来的船就有437艘,所以你看,整个中外的贸易,实际上是在一个激增的过程当中。但是,贸易这个东西它可不只是数字,它是人和人之间非常具体的交道,这种交道要还原到当时中英,或者说中西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它就会带来大量人与人之间的摩擦。

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觉得,你看,我有条约了,哈哈,我可以到广州城租房子了。你来呀,来了之后,老百姓不答应,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孔夫子教育下来的嘛,大家都觉得,这不是我们中国人,那就是蛮夷啊,当时有个词,叫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你看,这就是周朝时候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我们给人家起的名,你看都不是什么好词,对吧。那时中国人一看这英国人,长得丑,浑身是毛,奇装异服,然后还那么凶,还打仗把我们打败了,当然,当时的中国人可不是觉得什么文明不如人家,什么船坚炮利,想的倒不是这个,朝里出奸臣哪,你看,直到我们现在学中学历史教科书都在告诉我们,当时要都让林则徐干,可能鸦片战争就不会败,就是因为什么奕山、琦善这些卖国贼,朝里有奸臣嘛,所以败了,当时对老百姓更是这样的思维模式,所以他看到英国人,尤其他们要跑到广州城里居住,那大家同仇敌忾嘛,既然官府不出面,官府怂,我们老百姓可不怂啊。

所以当时就出了很多事,你比如说有些英国人跑到广州城里来租房子,那结果就有一些小孩拿砖头扔你们家窗户,或者是欺负人家房东,说我跟英国人我对不了话。那好,谁租房子给英国人,谁就是败类,咱们就欺负他,折磨他,甚至跟官府勾结起来,把这个房东,找一个别的理由给你判几年刑等等。这个在当时都出现过,甚至在1845年,还出现了一个恶性事件,就是当时的老百姓围攻人家西方人的住宅,结果那帮英国人,要知道,当时到中国来做生意的英国人,那也不怂啊,他在母国混不好,所以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那不是来当白求恩的,人家都是来做生意的,甚至就是地痞流氓,他们拿枪打死三个中国人,所以这案子你甚至就没法判,你要说他是自卫吗?确实中国人攻击他们在先,你要说中国法律来惩治他们,人家又有治外法权,这又是签订在条约里的。所以当时的地方官为这种事头疼得要死,所以当时的两广总督琦英,一方面要给英国人赔小心,一方面天朝上国的架子又要端着,一方面又觉得老百姓给他惹事,一方面有觉得民气可用,对于这样的爱过民间人士又不能过度打压,你想想看,你要是当时的两广总督,你会怎么想。但是英国人,英国人是一个没有什么死心眼的民族,一看,这个广州这个地方不大好进,算了,不跟你打交道了,所以大批的英国人就换了另外一个通商口岸,就是上海。

在鸦片战争十年之后,你会发现广州带来的中英贸易的数额,居然下降了一半之多,而哪个地方繁盛起来了?上海,上海的情况跟广州就不太一样,首先当时上海是极小极小的,一小块上海县城,本身居住环境就差,老百姓人又少,西方人又一看,哎呀,说当地的中国人这个生活习惯又不是很好,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上海,尤其是江南水乡,你不要看现在的周庄去看,哎呀,东方威尼斯,门口都是小河,那个小河既用于倒马桶,又用于洗菜,所以当时西方人一看,我的天哪,这什么生活习惯,他们的卫生习惯接受不了,说算了,我们接受广州的教训,而且我们跟中国人也搞不到一块儿去,我们在城外自己租一片地儿,我们自己聚集去居住,行不行了?这个要求就提出来了,最高兴的你猜是谁?上海的道台大人嘛,太好了,求之不得,你们要进城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们了,你们那些枪炮又厉害,然后你们讲的那一套国际法,什么治外法权,那些东西我也搞不懂,万一跟老百姓发生冲突,我还没法处理。怎么办,你们在城外聚集,给你们划一片地,你们自个儿住去吧,这实际上就是租界的来源。

所以当时在上海,在整个上海县城,靠很北的地方就划了一片地方,那个地方就变成了英租界,后来法国人了,就在英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那片地方,搞了一片法租界,后来美国人又来了,在英租界的北方又搞了一个美租界,当然后来美租界和英租界就合二为一,成为公共租界,这就是上海租界的来源。说到这儿你就可以看出,西方殖民者在选择租界地点的两大特征,第一个特征了,是人家才不要你们农耕民族喜欢的,什么土壤肥沃,人口众多的那些所谓的膏腴之地。人家才看不上了,人家来又不是种庄稼的,人家是来做生意的嘛,所以特地要去选择那些水陆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比如说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是沿着黄浦江一字排开的,就是现在的外滩,再比如说北方的天津,当时的天津县城实际上是在现在天津市区的西北角,现在沿着海河沿岸的那一片繁华地带,当年那叫地势低洼的地方,没人愿意去住的。但是西方殖民者喜欢,因为够得着海河,所以疏浚海河,把地势垫高,据说最高的地方垫了四米的土,反而比天津县城还要高,所以后来才成了繁华地点,在这儿还要说一个小插曲,英国人当时在北方选择租界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天津,一个是秦皇岛,为啥选在天津了,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英国的兵舰,货物进京比较方便,沿途需要一个保护的地点,最后才选择了天津,但是后来英国人其实一扒拉算盘一算,后悔,真应该选择秦皇岛,因为秦皇岛是中国北方最好的深水港,不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当年英国人选择了秦皇岛为租界,现在会是什么一个情况了?没准秦皇岛就成为中国北方,除了北京最繁华的商业都市,而天津将会成为中国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也未可知。那英国人选择租界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选便宜的地方嘛因为他要花真金白银去买、去租,你比如说现在的什么南京路、外滩那一带,当时都是农田,当时在南京路上有一户人家,户主姓吴,叫吴襄,跟吴三桂他老爹同一个名,这吴襄当时把南京路上的一片地卖给英国人,多少钱,四十二两银子,这是1845年签的合同。但是二十多年之后,1869年的时候,同样一片地,卖了六千银子。所以你看,这个地价涨了有多高,这个地价上涨说明什么,说明原来那不是什么好地,是在英国人手上把它建成了好地。

可能有人会说,我又说卖国言论,但没办法,这就是事实,当时的天津也是这样,当时建法租界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劝业场,多繁华的地点啊,当时只有92户人家,法国人一户人家打发了十两银子,大家还挺高兴,搬走了,但是这一片地方很快就开始往上涨,到了1920年的时候,法租界一亩地一千两银子,到了1928年的时候,这就是战乱时间,越打仗,租界的地价就越高,因为租界安全,有外国的枪炮保护,1928年的时候,法租界一亩地已经涨到了一万多两银子,这不是通货膨胀,这就是它建成城市的价值的体现,所以你说,西方人从中国抢走的租界都是好地方,这句话错没错,没错,但是另一种表达方式也许更准确,就是西方人从中国抢走了地,然后把它变成了好地,这更接近了历史事实。但是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还觉得奇怪,你不就是租地吗?对吧,我们中国人到美国租一片地,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警察,不认你们美国的法律,可能吗?租界它最让中国人觉得痛苦地方,是主权丧失了,你们西方人在这儿又是搞公共管理,又是建立警察,又是建立法庭,你们有治外法权,这简直就成了国中之国,这才是你真正的强盗行径的标志。

那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了?我们研究了之后发现,很少能找到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说西方人怎么就在中国慢慢的把主权给拿走了。它是一个历史上,就是切香肠的过程,就是一片一片给切走的,你真的考察它的历史细节,真的是哭笑不得,它往往是中国人拱手奉赠的一个结果。我们来看看当时具体的历史过程,刚开始的时候,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政府手里拿到的仅仅是一桩买卖,就是一纸普通的房地产租赁协议,或者说买卖协议,里面可不牵扯什么主权、治权、法权这些政治上的安排。比如说1845年,上海的道台和英国的领事,签订了一份叫《上海土地章程》。

这份文件通常就被历史界认为是上海租界的起源,这份文件你可不能说它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至少在当事人看来,那个情绪正好是倒过来的,英国人反而觉得这个好委屈的。

因为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我们可以自由居住,但是你们老百姓捣乱,怎么办了,我们退而求其次,在你上海县城的外面,还隔着一段距离,我们找了一片荒地,建立我们英国人的聚集地,这总可以了吧,总可以息事宁人了吧,对于上海的官府来讲,好,这巴不得,这叫重大的外交胜利,你看,我们终于通过人民的斗智斗勇,把英国人圈到了一处了,他们不再四处捣乱了,你看,那个时代皇权的朝廷经常就这么想问题,最好我的老百姓和外面人不接触才好,所以你看,中国的澳门是怎么被割让出去的,那刚开始可不是什么不平等条约,什么坚船利炮打的结果,那就是这个心态的一个产物,葡萄牙商人来做生意,跟皇上讲,我们到处乱走好不好,皇上说别,你们就在那儿待着最好,给你们一片地,你们不许出来,要做生意,和十三行打交道,所以葡萄牙人就在澳门定居了下来了,时间一长,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割据,人家就拥有治权和主权,上海的租界也是这么回事,那你说,这个主权是怎么切香肠,一步一步归了人家,你看,刚开始割出去的叫专管权,就是每个国家拥有自己租界的管理的权力,这个是怎么发生的了?

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事实,当时美国人在英租界设立了领事馆,英国人就不舒服了,说你们自己有租界,干嘛跑到我这儿捣乱了,美国人可不理那一套,说搞什么搞,根据国际法,这片地方主权属于清政府,对吧,你不就是出了银子租了这块地,我也是出了银子的,凭什么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呀,我不管,把国旗给升起来了,这个英国领事心里就不舒服嘛,跟吃了只苍蝇似的,说好不容易英国人搞了一片聚集地,怎么突然中间加了个美国人,就跑去跟上海的道台抱怨,这在中国这些道台大人们看来,这西方鬼子最好就不打交道,你们最好不来闹,你们之间的事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国际法,什么治外法权,什么相互之间的外交条约,我一概不懂,甚至他觉得,什么英国人,美国人,这都是胡扯,长的都一样,两个国家就是蒙我们的,好跟我们多签一个条约,说你们最好不闹事,所以后来上海道台说,你美国人不是有自己的地方吗?你们就回去嘛,这个地方是英租界,你就让他自己住不就好了吗?好,此言一出,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各个国家的租界由各个国家自己有排外的权力,你看,这就等于把专管权授予了各个租界的外国人吧。

你看,这就是第一步,那请问,那个法治的权力,就是设立法庭判案的权力,怎么又转移过去了,还是一样的原因,糊涂嘛,不愿意去管,比如说英租界的治外法权是怎么转让出去的,就是因为一件事,当时因为有一个中国人和英国人做生意,欠了英国人的钱,就跑去找中国的官府打官司,说不该欠我钱,他们欺负我等等,上海的官府一看,说别介,你别跟我说这事,我一听头都大了,尤其是跟英国人打交道,处理好了,我也没落啥好处,处理不好,朝廷还要算我的帐,这样,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别找我,你去找英国领事求求情,看他有没有办法处理你这个事,英国领事一看,好事啊,要睡觉正好来了枕头,来来来,这事我帮你搞定,什么,你欠他钱,没事,这钱我帮你还了,从此就成为先例,就是中国人和英国人打官司,是在英国领事的权力之内,所以你看,刚开始根据正式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条约,英国人只是个体拥有治外法权,就是我在中国犯法,不归你中国法庭审判,归英国领事,叫领事裁判权嘛。

对吧,但是因为我们聚集在一块儿,所以我们把这种个人的治外法权就捆绑在一起,这可真叫是巧取豪夺,摇身一变,变成在一片中国主权内的地方,拥有了裁判权,而这个裁判权是怎么让渡过去的,是因为中国官府不作为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你说,最后的主权又是怎么让渡过去的了,说白了很简单,不争气嘛,比如说太平天国时期,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把县城给占了,上海当时的什么道台,县令,全部跑到人家租界里去避难,请问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主权可以捍卫的,你的人身安全都要托庇于人家英国人的炮舰和刺刀,你还要什么主权捍卫的能力了,所以刚开始的英租界也好,公共租界也好,地点都很小,但是随着一次一次中国政府的无能,在战乱期间,在各种各样的剧烈冲突面前,因为租界可以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所以租界就一点一点地扩大,最后所有人都承认,这片地方的主权就属于你英国人吧,所以就成了一个既成事实。

所以你回头去看这一段历史事实,这不是人家西方人拿刺刀逼着我们就范的结果,这是我们自己不懂国际法,不懂什么叫现代的主权概念,用一次一次的让步,一次一次的拱手相赠,铸成的一个事实而已。

接着跟大伙儿说说租界,租界成为中国的国中之国,这当然不是咱们中国人很露脸的事了,但是它也带来一样好处,就是繁荣,就拿当时天津的租界来讲,那可是叫东方芝加哥,世界各大银行都在这儿设立办事处,现在到天津去,你还能看到那些大银行的旧址,好雄伟的大楼啊,而且当时天津有一个好处,就是市政设施非常发达,甚至和当时国际上的大都市,什么伦敦、巴黎、纽约,在技术上都是同步的,什么有轨电车、什么管道煤气、上下水,还有带抽水马桶的小洋楼,这些在整个中国北方,几乎只有天津你能得到,当时的北京虽然相隔不远,而且号称是首都,那可就差远了,达官贵人们能住的最好的地方,不过就是四合院,一开院门,整个城市都是暴土狼烟,从生活设施上讲,跟铺着木地板的天津小洋楼,那可怎么比了,所以当时的很多达官贵人们,到北京是谋个一官半职,挣点钱,真要想享受生活,对不起,请移步天津,所以当时天津租界的房价居然是北京的十倍之多,你能想象吗?

那上海就跟不用说了,远东第一大都市,各种灯红酒绿,所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很多高官平时是在南京挣银子,但在周末却杀奔上海去了,上海有漂亮的舞女,有各种各样的霓虹灯,享受生活,就得在上海,所以这是繁荣,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繁荣的基础是什么了?不好意思,它的底牌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感到很尴尬,天津、上海租界的繁荣,就是列强的刺刀和炮舰,是那些蛮横无理的武力,在民国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想要办一个轮船公司,你通常都得有一个动作,就是把其中10%的干股白送给一个西方人,最好是一个英国人,因为英国的皇家海军最强大,只要你拿出10%的股份,就可以享受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你划算死了好不好,从此国内的地痞流氓,军阀都不敢动你。所以搞到后来,英国的领事都很郁闷,说你们这些英国人,在国内混不好,到中国来混,你们很不爱国啊,我们的纳税人出钱建造了皇家海军,是用来让你们挣这点蝇头小利的吗?来保护中国人的船的吗?但是郁闷归郁闷,没办法。

当时在民国时候,中国的局势就是这样,出了租界,往往就是一片乱世,所以租界的扩展往往都是国内其他地方的政治,或者军事出了问题。所以租界就扩展一回,你比如说1854年太平天国,上海有小刀会起义,很多难民就跑到了租界里面,当时英国人说,这是我们的聚集地,怎么你们进来了,但是也拦不住,怎么办呢?但是好歹这些难民往往都是有钱人,带着银子进来的,英国人不死心眼嘛,一想得了,挣一票钱吧,把我们的房,把我们的地卖给你们,租给你们,你们就在这儿住吧,所以又挣了一大票钱,而且把租界的地盘又扩大了很多。再给大家举个例子,1912年的时候,袁世凯手下的北洋第三镇士兵在天津发动政变,当然有历史学家讲了,这就是袁世凯自己策动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次兵变确实失控了,导致天津老城区的那些商业地带烧成了一片废墟,那在添加什么地方是玩好的呢,那还用说嘛,当然就是租界了,有外国士兵的刺刀把门,所以很多天津的有钱人带着金银细软和家小,就开始往租界里跑,一边跑,一边就想明白一个道理,哦,原来只有在租界当中,才可能有生命的安全和财产的保证。

所以从此,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了一个让现在的中国人感觉到非常尴尬的现实,就是反而在租界内,可以有安全和繁荣,出了这道线,外面就是兵变和动乱,所以你自己选,你待在哪里,虽然那个地方不是中国的主权,是丧权辱国的地方。在北洋军阀的历史上,有一名高官叫徐树铮。

他的命运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徐树铮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皖系的大将段祺瑞手下的左膀右臂。

在北洋政府当中号称小徐,大徐就是总统徐世昌,他叫小徐,他在历史上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功绩的人。比如说1919年,虽然我们历史书上不大写,他曾经带着四千人马奇袭乌兰巴托,生是收回了当时有独立倾向的外蒙古,一个人呐,那也算是足智多谋的人。1920年,当然北洋军阀内部打得也是一地鸡毛,直皖大战,皖系败了,徐树铮没办法,就一路往南跑,一头就扎进了上海的租界里面,要知道,当时上海是在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下,比如说什么孙传芳等等。

都是直系,呀,小子,徐树铮是皖系大将,跑到我们的地盘眼皮底下,你想干什么,这徐树铮没闲着,在上海的租界里面到处搞串联,希望皖系军阀东山再起,所以这个损传芳就像猫一样,围着这个老鼠洞转,但是没办法,这个老鼠进洞了呀,这个洞是由英国人来保护的,英国人说,你别乱来啊,这人到我这儿可就归我管,虽然我们并不喜欢徐树铮,我也没有意图要保护他,但他进来了,我就要保护他的安全,你看,当时英国人说了还是算的,后来实在压力太大,怎么办呢,英国人说烦死了,你们军阀在这儿斗来斗去,这么着吧,你走吧,所以徐树铮没有被英国人交给当时就在门口乱转的孙传芳,而是一张船票,上了船,去欧洲考察。这到了第二年,到了1925年的时候,其实当时段祺瑞已经再次掌权,所以他就又回来,到了上海之后,第一站就给段祺瑞打电报,说我到北京看你去啊,段祺瑞就跟他说,你千万别来,现在北京的政局我也掌握不了,周边市民冯玉祥这些人也不听我的,你可千万别来,徐树铮说不怕,你都当总理了,我就来吧,然后就非要去了北京,这一去可不得了啊,段祺瑞说,你到了北京,你就别再出去了,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徐树铮说不怕,我接着到天津,帮你划拉点儿兵力什么的,就从北京在前门车站上了车,直奔天津而去,结果呢,结果出了北京,刚到廊坊,就被冯玉祥给逮着了,冯玉祥当时知道,就等在旁边逮他呢,所以派着士兵生把火车给拦下来了,上了车,直接把徐树铮就抓住,抓住之后有什么审,有什么判,还给你走法律程序,少来那一套,直接拿到火车站旁边一个空地,就地枪决,这就是当时一场血案,段祺瑞拿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手里没有兵嘛,过了不久,段祺瑞就黯然下野,从此再也没有回返政坛,这件事还有下文,1945年的时候,当时抗战胜利了,徐树铮的儿子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庭,就向冯玉祥提出了控告,说你当时为什么把我爹给无缘无故杀了,又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当时国民政府哪敢讲这个理啊,就以什么诉淞时效已过,就坚决不受理,因为冯玉祥当时也是国民政府的高官,哪个敢判他呢,这件事发生之后,让那些有爱国情怀的人情何以堪呢?在中华民国主权的管治下,没有王法可讲,反而是在租界里是一片朗朗乾坤。

冯玉祥所以在民国历史上,尤其北洋军阀历史上,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互动关系,北京的那些军阀一旦斗败了,二话不说直奔前门火车站,坐火车就直奔天津租界当中的老龙头火车站,一旦下车,马上就是一片解放区的天,从此就安全了,所以你看,北洋军阀的那几任大总统,从袁世凯开始,到什么黎元洪,徐世昌,曹锟,这些人在天津都有自己的房产,为啥,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斗败了,那个地方好歹是一片安全的养老之所,所以天津有一个赤峰道,现在还在,当年就是都军街,住满了那些斗败了的军阀,原来在外面打的跟乌眼鸡似的,一旦到这里,大家都是好邻居,可以愉快地玩耍,可以搞一些股票投资,摇生一变,变成实业家,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场景,但是它也多少说明了租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作用,它就是那些剧烈冲撞的减压阀。

当然了,后来租界就衰落了,为啥,因为帝国主义不行了嘛,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帝国主义,法帝国主义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再想在中国耀武扬威,那就没门了,尤其是北伐的时候,我们北伐军那可是势如破竹,在1927年1月3号,北伐军和汉口英租界的那些警察和士兵,就干了一架,英国人怂了,不行了,所以汉口英租界从此回归祖国怀抱,这是1月3号的事情,紧接着几天后,1月7号,九江的英租界又开始被收回,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吧,但是这过程中,你看又发生了什么,3月份,1927年的3月份,北伐军拿下了南京,然后就出现了一幕人间惨剧,当然我们的历史书上不大讲这一段,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拿下南京之后,把当时英国驻南京的领事直接押至街头,用青龙刀给砍了头,而且把领事夫人用27个士兵轮奸至重伤,100多个外国妇女被轮奸,在英国人看来,在西欧人看来,这不就是义和团来了吗?但是他们没办法,有心无力,真的是有想法没办法呀,所以最后,只能是停泊在长江上的几艘英国兵舰,向南京象征性的打了几炮,算是抗议,这段历史,我们中国人不大去提,但是从此之后呢,租界对于人身保护的作用就大大地下降了。

中国社会的这个减压阀的作用渐渐地就没有了,给大家举个例子,1928年,当时国共分裂,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我爱国义士和共产党员,其中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是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叫向警予。

就是蔡和森的夫人,这个向警予呢,当时一看不对,就往汉口的法国租界里跑,法国租界也把她抓了,但是按照当时租界的条例,说进入这儿我就要保护,我至少不能把你引渡给国民政府吧,所以当时的法国领事,在汉口的,叫陆公德,这个人至少做到了,当然也有人说,有人给他塞钱了,但不管怎么讲,他就是死活不肯把向警予交出去,但是当时武汉,就是国民政府的那个卫戍部队的司令,就非逼着他交,双方就僵持起来了,法国人当时也算是条汉子,居然能够做到调法国的兵舰,直接到武汉待着,说你要敢进攻,我就敢开炮,当然后来法国人还是怂了,不行嘛,帝国主义遭受了沉重打击,所以后来法国政府干脆一看,说直接交人吧,有点丢面子,所以干脆就换了一个领事,第二个领事就把向警予给交出去了,一交出去,那还用说吗?当时就遇害了,所以你看,整个租界的衰落,其实就意味着中国社会最后一片安全的保护阀丧失了它的作用,读这段历史,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悲啊。

刚才写了很多关于租界的好话,我估计场外有些情绪激动的朋友已经在那儿喊了,说我卖国,居然敢替殖民者招魂,多大的罪过,现在全世界都没有殖民者好吧,我现在替殖民者说话,说给谁听去,关键是我们当代中国人能从这一段租界的历史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我想至少有一点,那就是经济想要繁荣和发展,和平的环境和自由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租界的历史上,这两点是在外国人刺刀的保护下实现的,但是就像西方人讲的那句话,最糟糕的秩序也远远好过没有秩序,所以有些中国人妄图通过打乱之后得到大治,痴心妄想,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经济都不要再想了,这是第一点启示。第二点启示呢,就是人在城市化发展当中的作用,你看,在租界发展的历史上,其实远远不止我们刚才举的这几个,什么上海、天津、汉口、青岛,还有很多,比如说东北的营口,当年就是租界,再比如说长江沿岸的什么九江、镇江,还有我老家安慰芜湖,当年都有英租界,甚至苏州还有日本租界,都没有发展起来,你说为啥,我们其实可以从人的角度再理解一遍租界的历史,租界的繁荣可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用制度这样的空泛的因素可以解释得了的,它其实就是那些西方的冒险家,他们在本国可能很失败,但是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带着自己的视野,观念,知识,人际关系,在这个地方打拼,用他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娱乐方式,一点一点构建出来的一个城市化的奇迹。

比如说上海南京东路是怎么来的,它不是什么市政府规划的结果,它就是一个人娱乐的一个结果,当时英国人要跑马,他们喜欢赛马,搞了一个跑马场,但是嫌太小,就不得不在旁边建了一条路来遛马,很多中国人一看,这不就是马路吗?对,马路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你看这就叫大马路,后来的南京路,顺着大马路,后来又修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整个英租界的市政格局就是这样奠定的,它的根子实际上是人的娱乐,再比如说1906年,南京东路大修,当时的出资人是上海犹太大亨哈同。

他花了60万两银子,在印度买了几百万的铁梨木,用桐油给它泡了,然后用于修路,当时上海人可自豪了,全世界哪个城市敢用木头修路,这样好的木头,所以当时的报界有个顺口溜,叫北京的蓬尘,伦敦的雾,上海人用红木修马路,当然不是红木了,是铁梨木,但是这个手笔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但是你知道哈同是谁啊,他当年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个犹太瘪三,上岸的时候兜里六两银子,只能到一些洋行去干一些什么门卫,清洁工这些工作,但是后来,他利用他犹太人做生意的那个头脑,炒房地产,后来发了财,成为了上海最有钱的人,后来就修了这条南京东路,所以你看,所有的繁华,说到底都是具体的人。

你看,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两条发展思路,第一、叫进口替代,就是我关起国门,不让你外国的东西进来,我自己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第二、叫出口导向,就是打开国门,我们勤勤恳恳地为外国人做手艺,做东西,这是一个开放策略,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不太看得出优劣,但是一段时间下来,大家知道,进口替代策略是错的,出口策略才是对的,那为啥呢,说到底,不还是一个人的因素吗?因为一旦开放国门,进来的何止是资金,关键是人,就像中国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说外国人精着呢,才不会把自己的核心技术泄露给中国人呢,是,但是要知道,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人类的知识总体当中,那些能够写的出来的,能够号称叫专利的那些知识,那才是多小的一部分,最大存量的知识,其实存在于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当中。

你比如说,你外国人只要到中国做生意,你总要雇中国人吧,中国人蹲旁边看看,好多东西就能看得会,它不见得一定是那些技术细节,比如说你怎么管理公司,你怎么管理员工,你怎么管理财务,甚至你怎么管理卫生间,你怎么管理那些保洁人员,你怎么做生意,怎么签合同,怎么谈判,怎么做广告,怎么做营销,所有这些东西,当我们在一起日夜厮混的时候,我们蹲在旁边,又不傻,渐渐地就学会了,这些东西,大家回顾三十多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你会发现人才是最最重要的,它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所有你看,上海在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它有先发优势,就是因为很多老上海人,当年在租界历史阶段,就已经学会了很多西方人的知识,包括很多工作习惯,比如说守时,比如说信守承诺,比如说公私分明,这些东西都是上海人的优点,在很多其他城市,你找员工,往往就不如上海人靠谱,原因就在于这儿,人以及人传达知识的方式,才是繁荣最坚定的基础。

好了,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说租界了,我们想说的是中国这一轮的城市化,如果再过多少年,我们怎么形容,我们现在这一代中国人经历的这个阶段的中国,我想什么那个明星吸毒了,什么谁在微博上又说谁了,谁跟谁又干架了,这些新闻真的不重要,这个阶段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是什么,就是大量的中国人要涌进城市,把中国变成一个城市化的中国,每年可有1000万到1200万人进城,一个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中国展开,这个过程当中,人的因素就是最最重要的,今天,我不妨再吐槽几句中国的户籍制度,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在批判中国户口制度的时候,往往是从阻碍农民进城这个角度着手的,但世界上,这个角度是错的,大家想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户籍制度,果真拦住了农民进城吗?没有嘛,我们就拿上海来讲,刚改革开放的时候1000万人口,现在呢,常住人口2300多万,这还是不完全统计,你看拦住了吗?

所以说大城市想拦住农民进城,哪有那么容易,你除非在城市周边建设铁丝网,除非你在粮食供给上回到粮票制度,否则农民该进还是得进来,你只不过通过户籍制度让他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痛苦,非常的受折磨,仅此而已,户籍制度真正犯的错,其实是另一个方向上的额错,那就是阻碍了像北京,上海这些高度发达城市文明的人,离开北京,上海,到其他地方去建设新的大城市,因为我有户口,我享受特权,我怎么舍得离开北上广深呢,其实从上一轮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上面讲的租界的进程,文明可以发现,租界是怎么起来的,就是那些高度发达城市文明的人,来到低度发达城市文明,然后用他们的知识一点一点搭起主体框架建成的嘛。

就拿我们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说,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唯一一个大型城市化的现成案例,就是深圳,可是深圳是怎么建成的,大家想一想,都是全国各地的精英,包括北京上海的精英,因为那个地方是政策特区,大家可以挣得更多,生活更好,所以投奔而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由他们的知识构建起了基础的框架,然后再有农民进城,所以才有了深圳。

但是其他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往往我们寄望于什么政府的政策,什么高楼大厦,房地产,但是由于,没有高度发达城市文明的人带去相关的知识。所以现在在中国很多地方,不就出现了鬼城吗?没有人,所谓的城市化就是一场空。啥叫城市化,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当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它是一种非常精微而繁复,而复杂的人类的社会结构,它的建成,是需要很多知识的引领的,你不要以为把一堆农民往一起一搁,它就是个城市,那极可能会滑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大规模的贫民窟,那样的城市化,我们要吗?所说到底,现代化也好,城市化也好,经济发展也好,所有的都基于人的知识和人的创造,所有,世界上最不明智的事情就是限制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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