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您尚未登录,请登录后浏览更多内容! 登录 | 罗友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找回密码
 罗友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查看: 6922|回复: 0

罗辑思维:成大事者不纠结 99

[复制链接]

签到天数: 3 天

[LV.2]偶尔看看I

1万

主题

1万

帖子

3万

积分

版主

Rank: 7Rank: 7Rank: 7

积分
34147
发表于 2015-11-27 16:16: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luojisw 于 2015-11-30 17:24 编辑

罗辑思维:成大事者不纠结 99


成大事者不纠结:曾国藩

十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叫《战天京》。天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也就是如今的南京。是谁在战天京呢?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晚清中兴名臣。

这本书替我打通了对那个时代的感觉。我个人对太平天国史包括晚清史感兴趣,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但是,自从十年前读完了这本书之后,我突然对那个时代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有了一种亲近感。

这本书将正史和野史杂糅在一起,引用了大量的奏章、书信,用一种非常轻松的笔调,来描写当时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非常好看。

而这本书里的灵魂人物就是曾国藩。曾国藩作为一个中兴名臣,就是把大清王朝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那个人。

中兴这件事,是历朝历代都曾梦想过的,因为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谁不想有个人给自己打一针鸡血,让这个王朝又兴奋起来呢?

但是中国古代每一次王朝中兴,都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著名的光武中兴,光武帝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但是这算中兴吗?刘秀基本上就是重新建立了一个王朝。南宋也号称中兴,但事实上只是在南方站稳了脚跟而已。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中兴,其实就是晚清这一次。当时清朝就快要灭亡了,内忧外患,两次鸦片战争加上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西北的大规模叛乱,都让帝国元气大伤。

可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人突然天神般出现,不仅拯救朝廷于水火,后来又让这个国家硬硬朗朗地活了好几十年。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太平天国是如何滚雪球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一次农民战争。我们通常看农民战争,都觉得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农民阶级实在吃不饱饭了,有人振臂一呼,于是大家揭竿而起,然后蔓延至全国。

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饥饿而引发的民变,就很容易被镇压下去。因为老百姓毕竟不是职业军人,怎么能对抗得了朝廷的军队呢?所以,要想达到太平天国那样的水准,至少需要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就是组织化资源。因为中国是农耕社会,大家住得很分散。如果有人想要登高一呼聚集一支队伍,会选择站在哪儿呢?总不能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招呼吧?那又能呼出几个人呢?

组织化资源中最厉害的一种就是宗教。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借助了太平道这种宗教的力量,所以才能聚集那么多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然后在甲子年(184年)爆发了起义。太平天国也是一样,洪秀全就是掌握了拜上帝会这个组织化工具。

当然,仅有这个要件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仅仅是把县城打下来,把府库里的粮食分掉,那吃饱了以后,谁还有动力继续造反呢?

所以,第二个要件就是流动化的作战。曾国藩讲过一句话:“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

意思就是,一支军队没有粮食供给,就会向百姓征粮,把当地的粮征完以后,老百姓吃什么?没办法,只好跟着义军走,去抢下一个地方的粮。下一个地方的粮食也被抢光了,怎么办?只好去抢下下个地方。所以这就演变成了流动作战,从而导致天下糜烂。

无论是黄巾军大起义、黄巢起义、明末农民战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都有这个特征。

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当时他38岁,借着自己做寿聚起了拜上帝会会众两万人,然后揭竿而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田起义”。

起义军虽然只有两万人,而广西当时大概有三万绿营兵,从邻省又借来几万人,但还是迅速就被打败了。起义军一路北上,等把武昌拿下来的时候,已经有50万人了。洪秀全从武昌打到南京用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月。这就是连续的滚雪球效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机理带来的效果。这种势如破竹的势头实在是太可怕了。





曾国藩复出后的困境


1853年3月,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后,已经有实力北伐,往北一直打到了直隶,距离北京城其实已经不远了。太平军不仅北伐,还要西征,洪秀全派兵往长江上游打,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清王朝此时实在是应对乏术。

但是后来太平天国自乱阵脚,给了清王朝喘息的机会。这就是“天京事变”,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发生内讧,打成了一团。清政府趁着这个机会,立即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但让清政府万万没想到的是,太平天国后期涌现出来的将领,如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这些人更厉害,打运动战的时候,经常取得大捷,太平天国一点衰败的趋势都看不出来。当然,太平天国在战略上是有问题的,其中死守天京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从战场上的趋势来看,太平天国一点都没怂。

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缩在常州一地,江南大营被击破后,马上一溜烟奔到上海,躲进租界。当时有些常州士绅抱着他的大腿不让他走,他还派卫队开枪打死了19个人。

清朝从建立起就有一个规矩,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地方丢了,你还活着,那就是抄家灭门的罪。所以何桂清明知道自己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他依然选择了走,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清廷的主流官员已经没有斗志了。

这大概是1860年前后的事情,曾国藩在这时第二次出山。此次出山,他重新调整了心态,心量变大了许多,待人接物也和善了很多。但问题是,光心量大有什么用?战场上都是一刀一枪的事情。

曾国藩复出之后,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一般来说,打仗至少需要三样东西,第一得有权,第二得有钱,第三得有人。这都是资源,是在战场上必须要用到的东西。

在权力这方面,曾国藩要来要去,终于要到了一个两江总督,就是去接替何桂清,但是他这个两江总督比较可怜。

历朝历代的中兴名臣往往都是被国家赋予了大权的,比如说郭子仪,他是唐代的中兴名臣,安史之乱就是他平定的。他的官当得有多大呢?司徒、尚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既是军队的最高总司令,又是宰相。

可是曾国藩呢?他表面上是一个两江总督,可以节制四个省的军事,实际上谁听他的呢?连他自己培养出来的人都不怎么听他的。比如说,他举荐左宗棠到浙江当巡抚,可是左宗棠去了浙江之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要钱要饷,门儿都没有,我要一心搞我自己的那一套。

曾国藩还大力提携了一个叫沈葆桢的人,把他安排到江西巡抚的位置。在当时两江的辖区内,江苏和安徽基本上都是战区,所以这两地的税收是指望不上的。唯一能征税的就是江西。但沈葆桢到了江西之后,就翻脸不认曾国藩了,他不仅截留湘军的饷银,还总是跟皇上讲:“能不能不支持曾国藩?”

所以,当时曾国藩没有太大的权力。

曾国藩在钱的方面也是非常局促。通常的中兴名臣在钱上是不用太操心的,比如说南宋的岳飞,宋高宗当时就对其许下一条:甭管多难,就算皇帝勒紧裤腰带,也一定要保证岳飞的军饷。

但是,清朝的财富体制决定了曾国藩得不到这样的支持。清朝有一项规矩,叫“永不加赋”,所以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对比较固定,每年就那么多。道光末年的时候,国库里面还有800万两,到了咸丰年间,只剩20万两。用20万两纹银维持这么大一个国家,已是不易,再给前线拨军饷几乎毫无可能。

那怎么办呢?只能允许捐官,也就是卖官鬻爵。可是天下的红顶子总是有限的,实在没办法,清朝就让各地开放厘金。厘金简单地说就是收商业税。商人送一担货要过某个关卡,对不起,抽1%的税。曾国藩后来就是靠收一点厘金来过日子,经常捉襟见肘。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人。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总得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吧?可是曾国藩在这方面也遇到了困境。他原来的老班底已经凋零殆尽,塔齐布、罗泽南,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华,这时候都已经战死了。原来对他支持力度最大的胡林翼这个时候也死了,所以他几乎是举目无助。

我们再来看曾国藩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以理学自命的,在北京城当京官,天天跟倭仁这些晚清著名的保守派混在一起,谈心性之道,搞经史子集,根本没有搞过什么兵书战策。

晚清最会带兵打仗的左宗棠是看不上他的军事才能的。《战天京》写到一个故事,有一次左宗棠给自己的儿子写信,说我跟曾国藩关系特别好,但是这个人没什么本事,终非戡乱之人。

曾国藩自己也讲:“我有灭贼之志,但无用兵之才。”

当时著名的文人王闿运,写了一本书,叫《湘军志》,就是把曾国藩带兵打仗这些事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湘军的将领都不干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湘军几乎没打过漂亮仗。哪个中兴名臣没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可是在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没有能够摆得上桌面的战例,这也好奇怪。

所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萧一山就说,曾国藩一生的事业成功完全来自于学问。这句话就大有文章,就是说曾国藩的成功不是来自于他的才情,不是来自于他临场发挥的智慧,而是来自于他的学问。那他到底有什么学问呢?





六字心法打天下:“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一生打仗讲六个字,叫“结硬寨、打呆仗”,就是把军营扎得非常硬,打仗时要摆出一副坚若磐石的姿态。

曾国藩带兵打仗有一个规矩,他到任何地方安营扎寨之后,不管当时是刮风、下雨,首先命令士兵们挖掘战壕。这壕要挖多深?大概两米,比一个人还要高。而且要筑墙,墙要筑到八尺高,墙外还要再挖一道沟,保证把这个营盘护住不失。

曾国藩包围城池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招,动不动就挖几十里长的战壕。而且一道不够,通常是六道,就像北京城一样,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所以湘军简直就不像一支战斗部队,更像是一支工兵部队。

一般打仗,讲究的是运动战,不争一城一池之得失。但湘军不是这样,就是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往下打,这就导致行军速度特别慢,因为他们要挖沟、筑墙。这种打法显得特别笨,要不怎么叫“结硬寨、打呆仗”呢?

左宗棠有的时候就说曾国藩用兵“每苦钝滞”,就是说他经常苦于迟钝和不灵活,明明有战机他不抓,就在那儿挖沟筑墙。曾国藩也有自己的道理:我承认我笨,我承认我不会用兵,但是我用这种方法也没有什么错误。而且曾国藩特别讨厌他手下的将领“浪战”,就是动不动就出去跟人打仗。

曾国藩有一个好基友叫李元度,这个人跟他是老乡,他一开始出山的时候就陪着他。有一次曾国藩战败要跳水自杀,就是李元度拼命将他抱住,然后还费尽唇舌平复他的心情,劝解他要禁得起败仗。曾国藩第二次出山的时候,李元度继续跟着他。两个人平时还以诗文相会,后来甚至结成了儿女亲家。

有一次曾国藩派李元度去徽州守城。李元度去之前,曾国藩就反复告诫他,不要打仗,你给我死死把城守住就好。李元度去了之后,一看局势,觉得跟太平军打仗还是有几分胜算的,就开打了,结果大败,然后死守徽州城。

这个时候曾国藩给他写信说:“你给我守上六天,六天后援兵就到。”李元度又不听,出城跟侍王李世贤大战了一场,结果把徽州给丢了。

曾国藩气得要死,要弹劾他,要把他一撸到底。曾国藩周围所有的人都来劝他,说不要弹劾,这是自己人。李鸿章也因为这件事情跟曾国藩翻了脸。可曾国藩还是坚持要弹劾。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战略是如何地坚持。虽说我不会打仗,那我就先确保自己不会输,这在兵法上叫“以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反正你打不赢我,你输不输,咱俩再找机会对决。

民间有一个传说,说曾国藩是一个蟒蛇精。这话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曾国藩小时候得了一种皮肤病,经常挠得皮屑撒一地。所以有人就说他是蟒蛇精转世,这是在蜕皮。

我觉得,蟒蛇精这个比喻用在曾国藩的身上,也真是不冤枉他。他从不跟敌人搞什么精彩的决斗技法,他就像一条蟒蛇一样,一点一点地把敌人给箍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有一个外号,叫曾铁桶,就是形容他总把城围得像铁桶一般。而曾国藩最后真的就把太平天国给箍死了。





处理人际关系:就事论事


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他打仗的逻辑是一样的,也是“结硬寨,打呆仗”。

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他面对的对手又何止是敌人呢?其实很多表面上跟你在同一个阵线里的队友,有猪一般的队友,有狼一般的队友,有随时准备给你捅刀子的队友,还有随时准备防着你的队友,这些人都是你成就大事过程当中的对手。

按照常理,曾国藩在前线打仗,慈禧太后应该支持他吧?支持没问题。问题是,当天京打下来之后,曾国藩手握几十万湘军,而且全是他的子弟兵,只认曾大帅,不认朝廷,朝廷能放心吗?

原来咸丰皇帝曾说过,谁打下太平天国,我就封他一个王爵。后来没有兑现,就是为了防范曾国藩,只封了他一个一等毅勇侯,连公爵都没有给他。

曾国藩身边的战友,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甚至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荃,都经常在他背后捅刀子。

再比如说他迎聘的幕僚们,按说应该跟自己同生共死,但现实往往是大难来时,树倒猢狲散。《战天京》里面就讲到一个细节,曾国藩在祁门设立大营的时候,《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就在营中。当时太平天国的军队将祁门大营四面围住,猛烈攻打,情况非常之危急。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派仆人去看王闿运在干什么。仆人回来说,老人家在读《汉书》,夜半时分,点灯熬油,继续用功。

曾国藩说,你再去看看他的仆人在干什么。一会儿仆人回报说,他的仆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国藩说,我就说嘛,像王闿运这样的经学大家,《汉书》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怎么还会在这么紧急的时候读《汉书》呢?他这是假装镇定,等着仆人收拾好行李好开溜呢。

历史上很多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大人物,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谁都靠不住,即便是那些亲如手足的人。

欧洲的拿破仑也是如此,在他称霸欧洲的时候,把自己的兄弟一一分封在各个国家当国王,以至于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国王都是他的兄弟,遍及欧洲。可是等到拿破仑和英国人、俄国人对决的时候,这帮兄弟帮他了吗?没有。他们不仅袖手旁观,甚至还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继续跟英国人做生意。

当一个人要做大事,而身边所有人都要对付时,那该怎么办呢?在读完《战天京》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曾国藩的心法仍然是刚才讲的那六个字:“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天国,然后又忙着跟捻军作战。紧接着在1870年,天津出了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情。

当时很多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也会做一些慈善工作,比如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很多地痞流氓听说外国人收留儿童,就到处拐孩子,然后卖给教堂,这也是一桩发财的生意。

当时国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绪,再加上民智未开,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传教士的做法,传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儿的眼珠子、脑子做药引子。当时教堂还有一个职能,就是给人看病,但西医跟中国人的观念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就冲到教堂里,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丰大业,这个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他听说这件事后,就去找天津的知县算账,然后一言不合,就掏枪把知县的一个随从(也有人说是知县的儿子)给打伤了。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干了,当场就把丰大业给打死了,然后冲到教堂里见人就杀。一些法国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杀害,这次事件还波及其他国家,比如有几个俄罗斯人也被杀害。最后老百姓一把火将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都给烧了。

从国际外交的道理上讲,这是中国人的不对。但是当时的舆论认为,我们这些子民还是挺棒的,老外欺负我们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所以,怎么处理这桩天津教案,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当时朝廷把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要让他处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国内的舆论压力,谁要是偏向洋人,谁就是汉奸,肯定会遗臭万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当时法国人已经把军舰开到大沽口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协,不做出适当的处理,就是对国家的一种不负责任。这道难题就摆在了曾国藩的面前。

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今天再来看,会发现他其实处理得很简单,分三步。

第一步,谁杀的人?谁杀人就是谁犯法,抓起来就得杀头。后来一调查,有十几个人冲进教堂里杀了人,全部抓起来砍了。

第二步,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国家吗?其他国家的大使、领事、外交官也别围着我闹,你们说我们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最后总共赔了45万两银子。

最后轮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国人。中国人不是把他们的领事丰大业给杀了吗?我们单独再跟法国谈判。这就到了第三步。

你们说杀了外交官是有辱国体,那么我们道歉。是谁纵容这些人杀的外交官呢?当时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没处理好这件事,就要代表中国政府到法国去赔礼道歉。当时在法国当政的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尔。梯也尔接见了崇厚,只讲了一句话:“既然你们处理成这样,我们也交个底牌,我们并不是要中国人的头颅,我们只是要相应的秩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正常礼节。”

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其实就体现了四个字:就事论事。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们一般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往往就是因为欠缺就事论事的能力。





总防范别人,自己先犯错


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的事件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爷擒鳌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亲王奕?,诛杀肃顺,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皇帝死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俩太后年纪轻轻,又是妇道人家,所以咸丰皇帝事先把身后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将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务都交给他们处理,但是皇家也保留最后的否决权。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枚印章分别给了两个太后,一枚叫御赏印,给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给了慈禧。

当时朝廷的公文下发流程是这样的:所有要下发的谕旨最后都要让太后过目,太后觉得不行就行使否决权;如果觉得没问题,慈安太后就在谕旨开头盖下御赏印,慈禧太后在谕旨末尾盖下同道堂印。这样一头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说这个体制没有问题,可以照此运行。但是肃顺不这样想,他一直担心这俩太后要夺他的权,甚至在咸丰皇帝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把这俩寡妇留在世上,恐怕对国家不利,你要不要学学汉武帝,行钩弋之事?”

什么叫钩弋之事?汉武帝临死的时候,觉得儿子年幼,他妈妈钩弋夫人还很年轻,万一将来勾搭上外面的男人,那刘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妈妈钩弋夫人给杀了。

肃顺一开始就对慈禧相当顾忌,也想让咸丰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没能如愿。咸丰皇帝死后,他越来越担心。

当时有一个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折子,提议请太后出来垂帘听政,并且让恭亲王也加入执政队伍。

这时候肃顺如果心里没什么的话,其实完全不用搭理他,把他当个屁给放了就算了。

但是肃顺如临大敌,他担心这个人万一挑动了太后们的心思,真要垂帘听政怎么办?所以他草拟了一道谕旨,用非常严厉的话批判了董元醇,然后拿到太后那儿盖章。

但两宫太后拒绝盖章,她们觉得在没有回北京之前就把这样的矛盾暴露出来,没有必要。这道折子就不要发了,按照当时的术语,叫“淹了”或者“留中不发”。肃顺当然不干了,他的小狗腿子、另外一个顾命大臣端华,就跑到太后那儿去吵,声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给吓哭了,而且还尿了。即便如此,两宫太后依然坚持不能发。于是八大顾命大臣就“罢职搁车”,意思是只要你们不发这道谕旨,我们就罢工,爱咋咋地。

太后们一看,也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但问题是,这个仇就此结下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为弟弟,于情于理,恭亲王奕?都该到避暑山庄去奔个丧。可是八大顾命大臣特别紧张,担心他和两宫太后串通密谋,一直不让他们见面。后来据宣统皇帝溥仪讲,当时恭亲王奕?扮成萨满,见了两宫太后,密谋如何把这八个人干掉。所以,在两宫太后扶着咸丰皇帝的灵柩回京的路上,奕?就派兵把八大臣给抓了。

回到北京之后,两宫太后当着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孤儿寡母,受了这帮奸贼的逼害,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大家都说宰了他们,于是慈禧太后就把这帮人给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肃顺也是作死。因为肃顺这个人是一个能臣,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旗人都是浑蛋,一定要重用汉人。像曾国藩这种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丰皇帝要杀左宗棠,肃顺还设法营救,可见他是一个明白人。

明白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大错呢?很简单,不会就事论事。他总是在想,别人会对我怎么看?两宫太后会不会夺我的权?如果要夺我的权,我应该怎么防范?说白了,就是他想多了。

一想多,他的行为就会变形;行为一变形,对方心里就会结疙瘩;对方心里结了疙瘩,对方的行为也会变形,最后双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冲突。

如果肃顺能够学学曾国藩就好了,“结硬寨,打呆仗,”遇到什么事都不管周边的因素,先看这事该怎么处理。董元醇上折子不对,把他驳了就完了,跟太后较什么劲呢?奕?跑来奔丧,就让他见,你拦什么呢?正是因为肃顺在防范别人的时候,自己掉到了一个大坑里,最后才会身家性命不保。

其实,我们普通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还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的那篇著名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吗?主人公是怎么死的?被将军吓死的。将军真要处理他吗?没有,他不就是在戏院看戏的时候,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将军的光头上吗?他老是担心将军要对他怎么样,最后把自己活活吓死了。这就是一种纠结。

还有另外一种纠结:为了防范别人而做出过度的反应。《吕氏春秋》里面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越王有四个儿子,有个奸臣就陷害他们,说这个儿子要造反,那个儿子要造反。越王就先杀了一个,又杀了一个,然后再杀了一个。等到奸臣想要陷害第四个儿子的时候,越王已经不信了,自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了,他还能造反吗?但是越王没想到,他的儿子不这么想。他的儿子想,奸臣一陷害,你就把我的三个哥哥砍了,这个时候我还能保得住命吗?最后真的就造反,把越王给杀了。越王临死的时候就后悔万分,早知道把这最小的儿子也宰了。

这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博弈,当你总在防范别人会怎么样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判断就一定是错误的。





破纠结最好的法门:专注于当下


我想通过《战天京》这本书里描述的故事,还有曾国藩这个人,来破解一个话题:两难中的纠结。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两难。举个例子,有朋友找你借钱,你舍不得,可是又怕得罪他,这不就纠结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仔细分析一下你纠结的具体事情,马上就能捕捉到原因——你是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两个矛盾的结果,放在了现在。其实,只要你往前走,你会发现根本没有矛盾。这话怎么理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朋友在网上问我,说最近与一个女孩网恋,但是父母坚决反对。他要是跟女孩在一起,就是对父母不孝;要是跟父母在一起,又断送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所以很纠结,这该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该爱这个女孩你就去爱,该结婚就结婚;同时,该孝顺父母,你就孝顺父母,哪有父母会一辈子记恨子女的?只是你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调到了现在,所以才让它产生了矛盾。

因此,专注于当下,就是破纠结最好的法门。

我自己为人处世其实就是这样。我这个人有点直,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就是个二杆子。二杆子一定不好吗?不见得。比如说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该发火就发火,然后该跟别人好就跟别人好。时间一长,别人就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谁也不会把我当坏人来看,会觉得我具有很大的确定性,跟我交往的时候不需要玩什么心眼,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

这套心法我是从哪儿学来的呢?我是通过观察我一个同学认识到的。我这个同学在一个很大的机构里工作,那里面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政治敏感度几乎为零,我总说他“政商”为零。他对很多人的阴谋诡计完全无感,看见就跟没看见一样。但是他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在业务上非常棒。这样一个人,最后反而成了那个环境里面的最后赢家,现在官还当得挺大。

从他的身上,我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为人处世切忌“目光远大”,一定要“鼠目寸光”,把眼下该办的事办好。这样所有的矛盾,都会在你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自然化解掉。





一个“诚”字走天下


曾国藩用的其实也是这样一套心法。有个字在古代儒家的修身当中非常重要,就是诚恳的“诚”字。李鸿章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就说我的老师曾国藩,教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诚”字,这真的是让我受益无穷。

曾国藩曾经问李鸿章:“你跟外国人打交道,打算用什么方法?”李鸿章说:“我跟他们打痞子腔,跟他们耍无赖。”曾国藩说:“不好,你要跟他们用一个‘诚’字,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人,人都讲道理。只要你用一个‘诚’字,该怎样就怎样,对方就不会欺负你;即使他欺负你,那也只是实力差距带来的正常结果,总比你耍无赖、使巧计,最后吃一个大大的暗亏要好得多,对谁我们都应该秉承一个‘诚’字。”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过程当中,经常就是这样的。《战天京》这本书里还写到一个例子——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这就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刺马案。慈禧怀疑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干的,于是把他叫来,阴阳怪气地问:“此事甚奇呀!”曾国藩回答得非常简单:“我也觉得此事甚奇。”一个字也不多说,完全不跟老佛爷辩解。老佛爷拿他一点儿招都没有。

另外一个例子,朝廷要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一个官,曾国荃嫌小,就打算撂挑子,给朝廷上了一个表章,要求再给自己降级。曾国藩劝他不要这样,说慈禧、恭亲王奕?都是明白人,千万不要跟老中医玩偏方。何必呢?跟明白人不要干这种事。

再比如说,左宗棠经常在背后给曾国藩捅刀子,曾国藩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简单,该解释这件事就解释这件事,过后我全当没发生过;该帮你左宗棠的时候,我还是要帮你。

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也就说回到了我前面讲的那个贬义词:鼠目寸光。我就处理眼下这一件事,处理好了,不考虑周边的第二层、第三层博弈关系,这反而是在乱局中、变局中最最聪明的方法。

有一则禅宗故事,有个小和尚问老和尚:“师父,你年轻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呀?”

师父说:“我就是砍柴、挑水、做饭。”

小和尚问:“那你得道开悟之后,你都干些什么呀?”

师父说:“我还是挑水、砍柴、做饭。”

小和尚问:“那有什么区别呢?你活了一辈子也没什么进步啊?”

老和尚说:“不对,有进步。我年轻的时候是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挑水的时候想着做饭。现在呢,我开悟了,我现在砍柴的时候就砍柴,挑水的时候就挑水,做饭的时候就做饭。”

人的境界差距就是这么一点儿。我们如果在地上画一道半米宽、5米长的通道,你走过去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条通道两旁是悬崖,你还能走过去吗?你就会肝儿颤。

为什么会肝儿颤?因为你会想到未来,向左一步会掉下去,向右一步也会掉下去。其实是你想多了,如果你没想两边,半米的宽度足够你走很长的距离,完全不会掉下去。

为什么有的人做事那么顺呢?往往就是他专注于当下,没想太多。

最后,我再给大家讲两句我听来的话。

第一句,仍然来自于曾国藩:“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过往不恋。”这就是说,未来发生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迎上去想它;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不让它杂乱,要做什么就专心做什么;当这件事情过去了,我绝不留恋它。

第二句,来自于我师兄刘春,就是微博上非常著名的刘春。他曾经也在一个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大机构中工作,我就问他怎么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当时刘春师兄跟我讲了十六个字的箴言,我一直记到了今天。哪十六个字?“不问是非,埋头业务,屁股干净,尽力协调。”

如果一个人真能做到这一点,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干什么样的工作,即使做不出像曾国藩那样的事业,我想他的人生也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

不知道读完这些故事以后,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上一篇:罗辑思维:医生的敌人 98
下一篇:罗辑思维:武器的进化 100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罗友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死磕自己 愉悦大家
       
    忘了密码|使用说明|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逻辑思维|     

GMT+8, 2019-8-22 15:45 , Processed in 0.140626 second(s), 37 queries .

© 2012-2018 Powered by Discuz! X3.1. Theme By 罗辑集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