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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什么是好的经济学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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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27 17:04: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luojisw 于 2015-12-15 19:17 编辑

罗辑思维:什么是好的经济学 144

感谢大家来到《罗辑思维》捧场。在我们《罗辑思维》的微信公众号里正在卖一些经济学的著作,虽然品种并不多,但是我拿人格担保,每一本都是响当当的好作品。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罗胖这个人他也不是什么经济学科班出身,为什么对这门学科这么感兴趣呢?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经济学,你不见得要学到特别精深的程度,但是你了解它的一些基本思维方式,却是一种改造自己世界观的最好的武器。你如果读了一点经济学之后,接受了它的思维方法,你就可以把自己从那种日常直觉当中拯救出来,你周边的世界立即焕然一新,所以我特别推崇我们店里正在卖的,薛兆丰老师写的《经济学通识》这本书。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一句话,说改造世界非经济学之长,而改造世界观却是经济学的强项。对,这正是我个人学习经济学的一个心得。但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有一个小野心:我们能不能把薛老师的这句话稍微往前推一点?对呀,经济学改造世界不是它的强项,但是学了经济学的人——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的人——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人,反过来再来改造世界呢?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套,华人经济学的名著《经济解释》。

那这套书的作者张五常老爷子,那个名气大得我们就不必再介绍了,这套书可以说是他一生学术的精华。关于这套书怎么好,我们放在后面再讲。但是我们今天要提到这套书想给大家讲的一个核心观念,我们琢磨了半天,跟我们本期节目的策划人陈兴杰先生,也是商量了许久。我们觉得也许得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经济学是怎么改造世界的?哪些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也许通过这个故事能给大家讲清楚。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叫德•索托。这个人是秘鲁人,生于1941年,他上大学是在日内瓦。这个人一生有无数的大头衔,什么关贸总协定的经济专家(就是今天WTO的前身),什么铜输出国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又是什么瑞士银行家顾问团的负责人等等,甚至他还当过秘鲁的中央银行的行长。但是对于德•索托这个人本人来讲,他一生最重视的头衔是啥?是一个啥都不是的,一个普通的民间学术组织,叫自由与民主学会。这个你一听,学会,就是普通大学里经常见到那种读书会之类的组织,他一生以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为荣。

那这个德•索托是怎么改造秘鲁这个国家的呢?我们就得简答说秘鲁是啥回事,因为很多我们的听众对它都特别陌生。在地理上,秘鲁是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以西的这么一个国家。大家都有印象嘛,安第斯山脉以西,往南就是那么特别狭长的一个国家,叫智利。那秘鲁就在智利的北边,它的东边是玻利维亚和巴西,北边是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国家,挺大一坨。那我们中国人对它比较熟悉的东西,大概就是印加帝国。我们都知道,印第安人在南美洲原来有两个帝国(欧洲人没有入侵之前),北边的就是玛雅帝国,今天大概在墨西哥一带,还有一个印加帝国,就在这个秘鲁。

那为什么这么费劲地要介绍这个国家呢?因为它没新闻。别说你不看新闻联播,你就看新闻联播,你现在也看不到这个国家的新闻。但是要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个国家新闻可多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今天很典型的那种失败国家——就是你要说它没政府吧,它有,可是这政府呢?它啥也管不了,遍地狼烟——到处是恐怖组织,暗杀、爆炸、刺杀……都是这些事。所以你说它能不能占据我们的新闻联播呢?所以我小时候看秘鲁的新闻是很多的,我自己对这个国家反倒有几分亲切感(这些年不大听到它的传闻了)。

那这个国家为什么闹到这步田地呢?因为一个组织,叫光辉道路(你听这名,高大上)。那这个组织的主要政纲就是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搞阶级斗争。那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叫古兹曼。这可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是大学教授,是秘鲁一家大学的哲学系教授。你想,一个哲学系教授,而且据说长得非常之帅(反正在我们胖子看来,长得瘦就比较帅),而且是长发飘飘,经常穿着一个夹克——里面也不打领带,胳膊底下夹着一本书在校园里走来走去。那个忧郁的眼神,那种激昂的理想……你想那帮少男少女那还不得疯了呀?都把他奉为男神(反正这样的人你搁今天中国的校园里,他也是个男神嘛)!所以这个人口才又好,思想又非常的新颖和新锐,所以他在学生当中的影响力就特别大。他有一个外号叫香波,就是洗发水的意思。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就是你只要接触到他,不仅洗头,还要洗脑;不仅洗脑,还能留下那个气味,让别人也能闻得到,能够再间接地影响别人——所以可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仅仅局限于他那个非常激进的学者生涯也就罢了,不是,这个人非常有行动力和执行力。所谓的“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他不仅局限在校园里传播他的阶级斗争这一套理论,而且深入到秘鲁的农村去动员最底层的人员。当然渐渐地他就搞出来了这么一个组织,叫光辉道路。那光辉道路是怎么动员底层人民呢?因为当时秘鲁非常穷(70%的人都在贫困线以下),他就跟老百姓讲:你看,那个在首都利马的那些军人政府,他也不管你们,把你们搞得这么穷,我有办法。你有病,我有药啊!什么药呢?无非就是那一套,就是你们要过集体生活,不要有私人产权。然后对外呢?叫外争主权。你看,我们跟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丫都不是好东西,都是帝国主义。比如说我们秘鲁产铜,他们要我们的铜就是欺负和剥削我们,所以我们要断绝一切的对外的经济关系。所以,按照我们今天人的常识都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张。你这不是祸国殃民吗?你退出全球化之后,你这个国家想要富裕,想要老百姓过好日子,门儿都没有!我们中国人经过这三十多年的教育,我们是搞得清楚的。但是当时秘鲁那些普通的农民哪搞得清楚呢?一听说大家抱团在一起过日子,然后不让别人欺负我们(军人政府都不是好东西),拥护!而且这个光辉道路也干一些实在的事情:比如说打击乡村的地主恶霸,谁有钱咱们把他给抢了,这是一种;再比如说,它也去维护一些乡村的起码的社会秩序。因为你的军人政府管不了,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当时的秘鲁就是一个失败国家,中央政权它其实没
有那么大力量。那好,比如说农民在农村最恨什么?偷牛的贼!所以这光辉道路经常就组织人去抓那个偷牛的贼,然后公审公判把他给弄死之类的,这样老百姓就渐渐地开始拥护这个光辉道路。要知道,在首都利马的那个军人政府它刚开始说这泥腿子搞什么搞,根本就没在乎,一直到了1982年的时候这个光辉道路已经遍地开花了,才开始注意到它,但这个时候已经迟了。你想,这样的叫分散型的这种组织(我们现在搞互联网都懂),它有极大的力量。它跟你政府军作战,人家玩的是游击战那一套,到了1982年的时候,这光辉道路组织可就尾大不掉了,他们有能力直接和中央政府对着干。你看,那一年他们居然组织了两百个武装人员直接攻占了一个监狱,然后把所有的犯人都放了。这时候中央政府再缓过神来对付它,黄花菜都凉了,来不及了。

这形势就这么一直发展,从1982年到1990年这光辉道路可是整整折腾了八年到十年。那它最鼎盛的时候什么样呢?就是不仅有能力攻城掠地,就是控制了秘鲁近一半的领土——这农村包围城市,眼看就要拿下这个国家了,而且他们还通过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的手段,就是爆炸,刺杀——直接针对利马的中央政府机构和官员。他们还玩出一套邪的,就是发通知——用那种事先张扬的谋杀来威胁中央政府。比如说就是某年某月某日之前,某官员,某议员,你必须给我辞职,要是不辞职我们就暗杀你,计划已经做好了,你们自己看着办。那你想那些官员——文职干部,也是养家糊口的嘛,干嘛拿命和你玩呢?所以就只好辞职。那最高峰的时候居然有70%的政府官员都辞职了,政府整个就瘫痪了,眼瞅着这个国家,就要落入这个光辉道路组织的手里。那在北美洲的美国人看着也着急,但是山长水远,也拿它没有什么办法。当过美国国务卿的那个基辛格就说过一句话,说这就是西半球最凶残的恐怖组织,如果任由它发展,它就会变成像亚洲红色高棉那样的组织,如果政权落入它的手里,秘鲁那就是人间地狱。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局面,但是没有人能够扼制这个局面的恶化。

那到底这个光辉道路组织最后怎么完蛋的呢?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经济学家德•索托。你想德•索托一个经济学家,手无缚鸡之力,一个文人,对吧。他又不是什么总统,手里握有国家的军队,他又没有勾结美国人,能够让外国军队来干涉,他凭什么能够干翻这个光辉道路呢?要知道,像光辉道路这样的组织是非常难对付的。为啥?因为人家首先有一套漂亮的理论体系,敢于向人民承诺一个光辉的未来,当时光辉道路组织甚至承诺,我们要回复当年印第安人印加帝国的辉煌——我也不知道那种辉煌有什么好恢复的,但是他就敢承诺。而且他还有一套强力的组织体系来保障它的战斗力。所以你要对付这样的组织可就很难,因为你必须两手都硬,理论上有一套,实践上有一套,既有思考力,也有执行力,你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德•索托,他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原因。因为他有能力先从理论这一侧把光辉道路驳倒:你看,德•索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就叫《另一条道路》(今天我们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书的名字,而在当时秘鲁的政局当中它有一个清晰的含义——就是你们光辉道路主张一条路,我主张另一条路)。你们所谓的光辉道路就是不要自由市场经济,退出全球化的协作体系,而我主张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来完成这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国家绝对不可以靠你们的所谓恐怖主义来达成富强。

在这儿我们就得说,为什么经济学它这种观念有力量?因为政治看起来很强大,又有枪又有炮,但政治有的时候它诉求于人的直觉,或者说用几百万年的进化史带来的那种日常直觉的思维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穷,那一般人就得解释,我们为啥穷呢?这总不能赖我吧,对吧?你看我天天这么辛苦,那一定赖某个人。所以光辉道路那一套理论,它往往就是替你寻找这个替死鬼和背黑锅的。比如说你穷是因为地主恶霸,因为资本家,因为外国的那些帝国主义要掠夺我们,所以我们穷,把这些全部干翻你就不穷了。你看,这套理论多么容易深入人心啊!而经济学之所以有力量,它不这么看问题。因为人和人是一个协作系统,经济学考虑的就是怎么样优化这个协作系统和资源配置,对吧?你和富人,你和外国的帝国主义,它也都在一个协作系统里面。所以经济学家总是思考,我怎么优化协作系统?说白了,他往往是从制度层面来思考怎么样让这个国家变得富强。这就是经济学——虽然它没有枪没有炮,但是何以和光辉道路这样的组织来打对台的原因,这也是它的力量源泉。

我们回到德•索托吧。这个人就在观察当时的秘鲁:我们国家为啥穷呢?然后他就组织了(因为他也是学者),组织了大量的学生搞了大量的调查。最后调查来调查去发现一个非常刺目的现象,就是秘鲁这个国家非常奇怪,有大量的所谓的叫不合法的经济。你看,我们记得一组数字:比如说它有56%的市场是非法市场——它不是政府的,也不给政府交税;有70%的房屋它压根就是非法房屋(还不如中国现在那个小产权房呢),压根就是没有任何执照,瞎造的那些房屋;然后有60%的食品完全是黑市交易。那就奇了怪了,这种非法的市场居然已经卷入了秘鲁当时将近80%的人口,怎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一个格局呢?你看,这就是一个现象,经济学家就有能力从这个现象往后追到底为了什么。那表面上的原因是政府的法律体系太复杂了。你觉得奇怪,法律体系复杂这好像是发达国家的现象,一个发展中的穷国  怎么也会法律体系复杂呢?秘鲁政府有一年居然颁布了28000条法律针对经济,那你想,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生意人他就是想做合法生意,这个法律的迷宫他也穿越不过去。

那德•索托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你想创业,你想办一家农贸市场,合法的,那你到政府那儿办手续去吧,整个手续办下来大概要花多长时间?你猜,你猜?要花13年。如果你拥有一片土地,想造一个自己的房子,你想合法化吧,那你办手续去吧,办下来21年。真的是子子孙孙你无穷无尽也,只有具有愚公精神的人才能住上合法的房子。那怎么办呢?老百姓只能不合法,我就不做正经市场,我沿街叫卖挣点小钱就算了;我也不盖正经房子了,我搭个窝棚,只要冻不死我就住这儿吧——所以这个国家才到处是沿街叫卖的小贩,才全是贫民窟,这就是这个现象的来历。

所以德•索托还做过一个实验。他派了一组学生到美国去,然后又留了一组学生就在秘鲁,说你们同时注册一个小微型企业。什么企业?就是注册一个裁缝铺(两架缝纫机),我们看都要花多长时间。在美国注册这样的企业一天就够了,而在秘鲁呢?你按一天跟政府打六个小时来算大概要花283天,而且还要花到1100多美元。要知道这笔数字对于秘鲁的一个穷人——就是只能开得起一个裁缝铺的穷人来说,天文数字!根本就交不起。那怎么办?我只好非法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国家非法经济特别庞大的原因。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追问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了:你秘鲁作为一个穷国,你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复杂的法律系统呢?它会增加社会运行的总成本的,是要耗费资源的,会让穷国变得更穷的,你疯了吗?其实你只要稍微用心一想你就能明白,我们站在中国其实就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它是因为政府不够现代化。你看这两个原因:第一,政府不够现代化,它的管制能力和边界就有限,有的时候它只能增加自己管制边界内的负担。此话怎讲?我们举一个中国的例子,中国政府开征所得税。按说初衷很好吧?劫富济贫——让那些收入很高的人拿出一部分钱来补贴穷人,通过政府之手。但是因为政府的管制边界有限,说白了,它收税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什么样的所得税最好收啊?当然就是工作的人,通过企业的代缴代扣这部分钱很容易收上来。但是那些个体户呢?那些大富豪呢?他们非常容易掩藏自己的财产,那政府的收税能力就够不着那种钱,所以长年运行下去,现在中国的所得税的负担反而是由工薪阶层来承担的,它没有起到劫富济贫的那个初衷——我们且不说劫富济贫这事对不对,就是它的初衷没有达到。你看,这是政府的管制能力所限带来的一个原因。那它就很容易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我越是税收不够,我就是越在自己能够控盘的范围内去税收;而你越控盘,那些穷人就越加要溢出,他们不愿意交税,不愿意做合法生意,就越加进入地下的非法生意——这就是当时秘鲁的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再加上所有人都明白,政府它有的时候(这可不论什么政府,美国政府也一样),它总是有一种增加自己的作用(要多干事)的那种冲动,为什么?多少要显得自己的存在感,刷存在感(我们且不说什么利益寻租)。你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次去办事(也是一个政府单位,我们就不说哪个了),我前面有一个小姑娘(是个孕妇),那场对话特别有意思。当时那个政府官员(就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其实也没啥级别)就是很明显地刁难她,你给我补一个什么材料——就像李克强总理在大会上讲的那样,你要证明你妈是你妈,就是这种材料——你给补去。结果那个小姑娘特别厉害,说我是孕妇,我能跑那么长的路吗?我将来跑流产了,你负责吗?那个办事员说,那算了吧,别补了,然后人把事办了。所以你看,他有时候就是刷存在感,他不见得是为了贪污受贿,对吧。你看,政府的本能它其实就是生物——只要没有外在力量的扼制,它就有冲动越长越大。这不是哪国政府的现象,古今中外,所有的政府都一样。所以你看,在当年的秘鲁,这两个我刚才分析的原因就彼此激荡,最后搞出了这么一个很笑话的结局,一年要颁发28000条法律来管制经济,那这个国家当然就一塌糊涂嘛。当年,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德索托,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非常严峻,那么大量的地下黑色经济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富创造活动得不到产权保护,对,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产权保护对一个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也是《经济解释》这本书很核心的一个理论。那产权保护为什么这么重要?咱们再想(不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学政治的时候,这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动不动就坚定地保护什么私有财产),保护私有财产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一条,你会想到有几个后果?第一,就是正经的、有价值的财富创造活动往往就不会发生。比如说这房子是租的,我为什么要装修?如果我现在建一个房子,它没准儿哪天就被政府拆迁了——因为它是非法的,它产权没有得到保护——那我为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盖呢?我们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旅游,比如说我到那个埃及旅游,我说这埃及郊区(就是开罗郊区)怎么都跟那个烂尾楼似的(一塌糊涂那个外面)?就是因为产权得不到非常好的保护的情况下,大家就不会认认真真干事,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第二点呢?就是定分止争的作用就没有了。产权保护,就是让大家在市场交易当中没有太多的废话。你比如说你这个产权(你这个房子)也得不到政府保护,那人家地主恶霸就有可能来霸占你,你何处去诉他,何处去告他呢?而定分止争之后,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市场交易的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繁荣。而且还有第三点,就是只有坚定地产权保护作用,这个国家它才能衍生出更为复杂的市场。比如我们举个例子,股票、期货——这种金融市场,它一定是基础产权非常清晰的情况下,大家才能信任,我们变着花样,做更为复杂的那种金融型交易。如果基础产权都不清楚,这个公司有几台机器我都不知道,厂房随时可能被拆迁,这个公司的股票有可能会值钱吗?所以这种复杂的体系压根就演化不出来,这就是经济学家德索托当年在秘鲁观察到的情况。那好,现在症结找到了,可是这不是秘鲁一个国家的症结,几乎全世界所有穷国病根全在这儿。那为什么德索托有本事把秘鲁拯救出来呢?而且面对如此凶恶的一个敌人——光辉道路,他怎么走出另外一条道路的呢?

上个世纪80年代的秘鲁为什么又穷又乱,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原因。再给大家简单清理一下思路:任何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有一个特性,他有一个本能的扩长冲动。更何况有一些阶层的公务员还要贪污腐败,要权力寻租。但是这种前现代化的政府又没有制约,它的管制能力又有限,所以怎么办呢?他只好把自己能够管得住的地盘,在里面大吃猛嚼——给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繁文缛节。重床叠加的法律和法条规定。结果在合法范围内的那些经商的人觉得负担太重,怎么办?只好跑出法律底线之外,去从事黑市交易,去搞地下经济,这就是秘鲁上世纪80年代的基本状况。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就是恶性循环——你这里的负担越重,外面的那个规模就越大。而黑市交易规模越大之后,带来三个结果:第一,所以的生意朝不保夕,大家都不投资了。造好房子干什么?做正经生意干什么?第二,市场交易费用奇高。第三,就是任何高级一点的生意或者交易形式无法发育出来。比若说如果一个农民他拥有了一块土地或者拥有了一个房子,而政府给他合法的保护,那他就可以把他作为资产抵押出去,然后抵押来的钱可以到城里去做一桩正经的小买卖,那整个国家的资本就容易被盘活。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经济学家德索托)打过一个比方,说像秘鲁这个国家,他整个经济其实并不是很穷,很多大量的财富都堆积在那儿,有点像一个高山湖泊——可是这个湖现在一潭死水,只能大家在里面打点鱼,在里面划划船,搞一些初级的活动。如果用一根管子把他和山下通下来,马上就可以造一座水电站——这个高山湖泊蓄积了大量的势能,一冲而下,就能够带动其他的经济形式。所以他认为,改革秘鲁的关键,就在于要把这个湖泊激活;而激活的关键,就在于那个法律之外的(黑色经济、地下经济),要纳入到法律的范围之内。说白了,就落实到一个关键词上——产权保护——这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一个题眼。

为什么我们介绍张五常老先生的《经济解释》这套书,最后要落到这儿?就因为张五常先生就是谈产权问题而著称的一个经济学家。我们还是把这套书(因为做买卖嘛)先把它搁在一边,我们接着说德索托。德索托到1987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叫《另一条道路》。他就提出一个完整的设想,我们能不能走自由市场经济拯救秘鲁(我们的祖国)?这本书就包含了我们刚才讲的那套道理,以及德索托和他的学生在秘鲁国内做的很多的调查的材料。那这本书出了之后,马上影响力就超越了秘鲁国境,在整个南美洲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在国内了,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大街小巷甚至是贫民窟的人都在探讨这本书。那你说这本书写的有那么好看吗?像网络小说吗?真的不是了。一本理论著作如果要想在底层民众那儿产生影响,他一定是某一句话说对了头,老百姓听进去了,这个现象其实不难理解。你想古兹曼那些人讲的,都是我们打翻眼前看到的一切(所有的不好),然后我们承诺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德索托这边呢?就讲一个朴实的道理:就是你现在拥有的东西——甭管他是一片破地还是一栋破房子,还是一个小破卖菜的小摊——国家都应该给予保护;是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应该踏踏实实地给到你。你想这是什么结果?老百姓不笨。即使大字不识一个,这栋房子只要办下产权证,国家保护,马上抵押出去或者卖掉我就可以获得一笔现金我就可以做其他的小生意;而那个小生意再获得法律的保护他就能够长大。所以大家这个房子归你了你说老百姓要不要聊?所以渐渐地德索托的这一本书(一本高大上的理论著作)居然街谈巷议开来。那古兹曼他作为一个哲学系教授当然是有这个敏感的了,拿起书一看,大事不好,我也要变招。所以一面在报纸上骂这个德索托这个带坏年轻人,一方面他自己的政策就变了。原来他在控制的地盘内是号召农民把地都交出来,把耕牛都交出来,我们搞集体主义嘛,对吧?但是现在德索托这本书一出来之后,他就知道这一套玩不转了,所以他在他控制的范围内也开始搞产权保护——这块地是你的,这块地是你的,我来保护你。你看啊,他原来一个反对党,他是一个恐怖分子,现在他快变成黑社会了。黑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政府管不到的地方,提供不了保护的地方,黑社会来。所以德索托逼得古兹曼对自己的政策进行转型,于是德索托就可以跟秘鲁当时的中央政府讲,你看人民就这么多,你不要恐怖分子可就要拿走了。你们要不要来加大政府的产权呢?这是德索托在这个阶段起到的作用。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年份:《另一条道路》这本书发表于1987年,但是为什么光辉道路这个组织最后神气的时候是在1900年?中间还差三年呢。这在等什么呢?等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也很重要,这就是秘鲁政坛上最重要的一个人叫藤森。藤森其实是日本人,因为他双重国籍。他们老家是从1920年代就从日本,本来是打算移民美国的,然后在夏威夷一登陆,美国人一给他检查身体,说不行,身体不好,就赶走了,这是他爸。他爸后来就没办法,因为当时日本富人一般都移民美国,穷一点呢只好沦落到南美(你看这段故事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讲),在秘鲁的银矿里面。当时中国的华工和日本人的日工,那都是最卑贱最苦的那个劳工阶层。所以藤森的父亲就是属于这样,来到秘鲁,当然后来挣了点钱吧,就支持这个儿子到美国去念书。念的可是常春藤名校威斯康星大学,后来毕业回国又开始当教授,当大学校长,这就是藤森。藤森这个人你从他前半生的经历来看,基本上是一个学者(你看跟前面我们讲的这俩宝贝儿背景也差不多),但是到了1990年的时候,藤森突然宣布,我要竞选这个国家的总统。

因为那个国家已经快烂摊子了(你想我们刚才讲,光辉道路已经占领了全国一半的领土,眼看就要把这个国家拿下了),所以这一届总统谁出来竞选,那还真是得有点理想主义精神。一共三个竞选人,一个是前任总统(那当然没有竞争力了,你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了),剩下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藤森,还有一个,大家如果熟悉诺贝尔文学奖的话,这就是后来得奖的那个略萨,是一个大作家。那你想,一个大作家和一个大学校长出来竞争,谁名气大了?当然作家名气大了。但是藤森这个人(你看这什么事都得是专业的。作家有的时候他竞选不容易下那个苦功夫,就像罗胖一样天天死磕这事他不愿意干),藤森就愿意死磕。不仅把自己家产一部分变卖掉,而且天天坐着个拖拉机,在秘鲁的各个城市,甚至是乡村去演讲拉票。功夫不负苦心人,1990年的时候,藤森当选秘鲁总统——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政权的总统。

当然藤森为什么当选这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因为他长得像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秘鲁当时民生凋敝,但是有一样东西非常火,就是中国餐馆。中国餐馆因为价廉物美,到处开花,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中国人代表很富裕,代表经济的方向。甚至中国餐馆在秘鲁当时的语言中就叫chifan,就是中国人吃饭的那个音翻过去的。所以大家一看藤森长得像中国人,中国人能带来希望。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你也别信。他当选更重要的原因是藤森不断地承诺,一旦我单选,马上就会践行德•索托所主张的另一条道路,这当然就点燃了大家的希望。1990年藤森当选,而且马上着手改革。但是这个时候的藤森还不像后来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这个时候他仅仅是个知识分子,可是搞改革你得有一套班底。德•索托和他所领导的那个自由与民主学会,恰恰是这个时候最适合的班底。原来这个学会仅仅是一帮知识分子在一起搞理论研究、发文章的地方,现在恰好挪过来,给国家当这场改革的总参谋部。说白了,就是秘鲁当年的发改委。那可见,秘鲁这场改革实际上的领导人是谁?恰恰是经济学家德•索托。

他的改革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两条。第一条保护老百姓的私有产权,第二条简化政府的各种审批。就是把该给老百姓的赶紧给掉,不该政府管的赶紧不管,丢手。你想想看,这跟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政府干的事其实是一样,只不过他们干得更加急风暴雨。当然,秘鲁的那个人口规模跟中国没法比,那个改革还是要简单得多。比如说吧,首先保证老百姓的私有产权,该发房产证的你得赶紧给人发。凭什么耽误个十几年,现在一个月房产证就给你办得下来。所以到了2000年的时候,就是藤森执政十年之后,秘鲁大概有190多万所房子颁发了房产证,确权了。再比如说,原来那些大量的黑市,有75%的市场都已经转为合法的市场,当然还有一些尾子工程没有解决。再比如说减少政府的审批,到后来藤森政府的那个效率跟美国政府也类似了。原来办一个企业可能要折腾一年,现在一天就够了,所有手续都给你办齐。而且藤森和德•索托还联手搞了这么一个电视法庭,叫特别法庭——就是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庭。然后主持这个法庭的是谁呢?是德•索托和他的自由与民主学会的那些学者,而经常总统就亲自来到这个法庭。那这个法庭是干嘛的呢?可不是一般的什么判案子、审犯人,而是把过去那种繁文缛节、重床叠架的法条拿到这个法庭上,只要和国计民生相关,就一条一条地过,但凡大家觉得这一条没必要,当场就废除掉。这可是电视直播,是当着全国老百姓的面发生的,所以大家对于政府的信息迅速地就恢复了。你看到当年这个法庭上的很多材料,真是替原来的秘鲁老百姓伤心。比如说原来的秘鲁人要结个婚,居然要在政府部门办20个小时的手续,现在这样的法条当然就废除掉了。

藤森面对的另外一个敌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光辉道路组织,古兹曼那一伙。怎么对付他们呢?首先藤森干了一件事——原来其实在秘鲁的乡村对于光辉道路也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反抗(因为你要搞集体主义,要把我们家的田收去,所以一些原来有财产的人当然就抄起枪来跟他们干。但这只是零星的)——藤森一上台就宣布了一些事:所有这些跟光辉道路干的民间组织全部合法化,只要你到政府来登记。结果瞬间就登记了七千个组织(有的人可能就是两三个人、有几条枪而已)。但是你想,光辉道路原来干中央政府用的是什么?人民战争。而现在你会发现,人民战争的枪口居然调转来,来对付光辉道路。你看,形势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逆转,那真正的逆转是发生在1992年。当时光辉道路是气得要死,因为整个形势在滑坡(而他们心知肚明)跟藤森固然有关系,但是最核心的敌人是谁?是经济学家德索托。所以光辉道路居然成立了一个十七人的暗杀小组,专款专用、专人对付德索托,想把他暗杀掉。所以在1992年的7月份,居然搞了一个针对自由与民主学会总部的一个爆炸(汽车炸弹),结果当场就死了三个人。但是这帮教授也比较贼,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他肯定要来暗杀自己,所以这帮人还基本上没受什么损失。虽然德索托好险死在这场爆炸案当中,但是自由与民主学会的这帮知识分子是有头脑的,马上就宣布:光辉道路不行了!因为在理论战场上他们已经失败了,所以他们现在是狗急跳墙——居然要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下手。你想,光辉道路那帮人我们前面讲,它原来是针对政客、军人、政府机构下手,现在居然要对知识分子下手, 这不就是狗急跳墙吗?所以它已经到了要快咽气的程度了。果然,就在这场爆炸案发生(这是七月份发生的),八月份藤森政府就把光辉道路的总部给来了一个包圆。怎么回事呢?因为藤森政府上台之后马上就成立了一个秘密警察部队吧,就专门针对光辉道路的那个头儿们——就是古兹曼那伙人进行大量地调查。他们觉得这帮人应该不在什么秘鲁的农村,他就应该藏在首都利马,而且有一些情报显示他们就藏在利马的那个富人区。所以警察就天天围着富人区,去扒垃圾桶、去找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后来在一些伏特加的酒瓶子和一些香烟的烟嘴里找到一些线索,所以就来了一个包围,当场就把他们给按住了。也真叫是天绝光辉道路——他们当时正好在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八个头儿到场了七个,全部让警察给按着了。所以那个又瘦又帅又有思想的古兹曼从此沦为阶下囚(这个人据说现在还活着,虽然死不改悔),但是光辉道路经此一劫,从此就丧失了战斗力。

那藤森这个人后来的故事我们简单讲一下:他执政了十年,2000年的时候不知道他哪根筋动了,他觉得我好像干不下去了,所以他借了一个什么机会呢,就是2000年在文莱召开APEC领导人会议,他突然一下就飞到了日本。因为他双重国籍(他还是日本人),就到日本去政治避难了,就逃脱了国内政变对他的惩罚。但是这个家伙又不甘说我就当一个普通人——这就是政治家的一个特点,2005年他又跑回到南美洲,居然号称参加那一年的秘鲁总统大选。当然他第一站没有赶到秘鲁,他跑到秘鲁的那个敌人国家,就是跑到智利圣地亚哥去登陆。但是智利政府就是说来了这么一个烫手山芋——敌国的那个已经卸任的、现在甚至是在被通缉的总统,那怎么办呢?智利政府也没办法,下了飞机就给他抓起来了,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折冲,最后把藤森引渡给了秘鲁政府。所以他2005年是要回国参选总统的,结果成为阶下囚。现在也在坐牢,这个人也活着,当然是不是跟古兹曼关在一起这个咱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两个主人公现在都是在坐牢的状态。

我们今天故事真正的主人公德索托,他后来怎么样了呢?刚才我们是把20世纪几十年秘鲁这个国家的历史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个交代。现在大戏落幕了,其中的三个主人公命运各是不同的:古兹曼先生,您就是再帅,这辈子也得牢底坐穿了——因为你所代表的那一整套保利思想以及光辉道路这样的恐怖组织是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这样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而藤森呢,虽然现在在坐牢,但是我相信未来历史对他的评价会两极分化——有的人觉得他就是个独裁者嘛,这也是事实;但是也有人会觉得他毕竟带领这个国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个国家经济起飞是由他奠定制度性基础的。

所以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确实20世纪历史上有这么一道独特的风景:就是二战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后发现代性国家完成经济崛起,往往背后有一个强人的影子。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比如说东亚的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甚至新加坡、南美洲的智利,还有我们今天讲的秘鲁,都是这个情况。那这种强人将来他的是非功罪在历史上怎么评价?那我们得等着看。毕竟藤森可以稍可自慰的是,他的女儿(叫藤森庆子)现在仍然活跃在秘鲁的政坛上,接过父亲的钢枪,仍然在战斗。

那今天故事的另外一个主人公——经济学家德.索托,他的下场又怎么样呢?我告诉你好的很。他后来还当了秘鲁国家中央银行的行长,现在仍然是一个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家。你觉得很奇怪,他不是跟藤森是一伙的吗,他不是钻了藤森的被窝吗?那后来藤森的政敌在清算这个政府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让德索托吃点挂落呢?还真就没有。为啥?因为他没有钻藤森的被窝。你看1990年的时候藤森上台,其实一度邀请过德.索托,说要不你就别当什么参谋长了,直接到政府来当总理?我当总统,你当总理,咱俩都当政治家,好不好?人家德索托不干。对,你看这就是明智。我当好你的改革的参谋长就可以了。当然了藤森其实也挺难受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个调查,在秘鲁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一共就有四个,第一总统府,藤森,第二是军队,第三是教会,第四就是这个德.索托所领导的自由与民主学会。你说一个总统经常让政敌骂你根本就不是总统,你是假的,你是个傀儡,前面其实都是德索托干的,他的政敌经常这么骂他,那搁你,你舒服吗?所以藤森在私下也经常说德索托的坏话,这个也人之常情,大家也都可以理解。但德.索托就特别聪明,该退的时候他就退了。你看1992年的时候,藤森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可能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仅此一例,就是自我政变。藤森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文人的民选总统,对吧?但是几年之后,他居然有本事串通军队搞了一个政变,他自己在台上,他还玩政变。就是把议会给解散了,宪法也给修改了,很多保护民间自由的法律也给废除了,甚至把很多议员给赶走了,把最高法院的法官也给撤换了,他自己是集立法行政执法大权于一身,变成了一个独裁者。德.索托一看,说风头不对,哥儿们辞职了,他就不干了。到了1996年的时候,自由与民主学会的这帮学者居然全体急流勇退,从政府序列当中撤出来了,还归到他们一个学术机构的本色,你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事情。要去当官的时候,兄弟们自然愿意跟着上,可你要撤的时候,大家愿不愿意跟着撤呢?这可是1996年,藤森的位置还是如日中天,距离他倒台还有四年时间,那难道这个德.索托能够未卜先知吗?就像那个我们中国古代的故事里面的范蠡(就是西施她老公),知道勾践这个人可以助他成大业,但是此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所以飘然远隐去做生意了,当了陶朱公。这德.索托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本事呢?其实不一定,一个学者,只要他初心不改,他不见得愿意跟政治掺和得那么深。一看这个国家在制度上已经上了轨道,那他还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

来秘鲁的政治动荡,对于这帮学者就没有什么影响,直到今天,德.索托仍然是一个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家。

当然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并不是想讲德.索托有多少政治智慧,而是想通过他的故事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因为中国太多经济学家了,满坑满谷,各种各样的论坛、会议、发表学术著作,经常讲我觉得央行这个利息该调了。我们老百姓听起来总觉得莫衷一是,似是而非,我们该听谁的呢?往往他们之间还吵架。所以借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给大家建议几个标准,按照我们中国古代的说法,一个知识分子好不好,有三个标准,叫立德立言立功。先说立德吧:很多经济学家就自我标榜,我替穷人说话,所以我是一个有道德的经济学家,我血液里全部流着道德的血,富人的钱都应该归穷人。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在这个方面,我更加信服茅于轼老先生说的那句话——我是替富人说话,但是我替穷人办事。那经济学家的道德,它不是一个贫富之争——因为你是一个学者,而一个学者的道德呢,主要看他治学的方式。

20世纪的经济学有一个思潮,就是批判黑板上的经济学。什么叫黑板上的经济学?就是一脑子的公式,天天只会在纸上、在黑板上做数理推演,对真实生活中的经济交易既没有能力去调查,也对它毫无兴趣,这就叫黑板上的经济学。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德.索托可不是这样的人,他明明看到秘鲁政府效率低下,但是他不满足于这样一个定性的判断,偏要搞定量的调查。前面我们不是讲嘛,派两组学生搞对照组,一个在美国一个在秘鲁,最后拿出真实的数据再作为结论拿出来说服公众。这就叫用脚做学问,用搞田野考察这一派。后来还有一件事,他当秘鲁中央银行行长之后有一次到印尼的巴厘岛去度假,当地政府一看来了一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可不能把他放跑了,用飞机把他送到了雅加达,给印尼的内阁成员做了一场演讲。那德索托还是那一套了,你们国家想要富,一定要保护穷人的产权等等等等。那印尼的那些内阁成员就有人提出来说穷人的产权不是不想保护,太复杂了,搞不清楚。德索托说,谁说搞不清楚?我刚刚从巴厘岛来,我闲来无事到农村的农田里去散步,我作为一个外人我当然搞不清楚哪片田是哪家的,但是谁知道呢?别说人,狗都知道。我从这家的田走到那家的田的时候,这家的狗就不叫了,那家的狗开始叫(你想,你在农村确实能遇到这种情况,走到哪家的财产边界,哪家的狗通常都要叫起来)。他说狗都知道的事情,分清楚有什么难的?你看,这种经济学家就是经常从现实生活当中再反过来思考那些经济学高大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套书《经济解释》的作者张五常先生,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学经济学面对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这样:一个养蜜蜂的和一个种果树的,他们互相之间应该谁给谁钱?因为互相都有好处——蜜蜂养多了对于果树的授粉、开花、结果肯定有好处,而果树养多了呢对蜜蜂采蜜也有好处。他们互相之间应该谁给谁钱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济学问题。张五常先生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居然就一脑门子扎到了华盛顿州那些养果树的和养蜜蜂的人群当中,后来居然成了半个养蜂专家和养果树的专家。再比如说,他后来为了搞清楚一个经济学问题,居然自己亲自去卖橘子,后来还写了一本书,就叫《卖桔者言》。比如说他后来还在中国大陆,跑到玉石市场,跑到菜市场,做了大量的研究。所以你看张五常的书——他很多东西不是那种黑板上的经济学(我基本可以保证),这本书里面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全部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经济交易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就是非常鲜活,这是有道德的经济学家。

我们再来说说立功的事吧。活着就为改变世界,这句话人人都听说过,也确实是人之常情,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但是经济学家立功可有两套做法:第一套做法,我们在中国经常看得到——很多经济学家登台演讲,念兹在兹的都是那些政府工作的具体的技术细节。比如说我觉得利息该调了,存款准备金率现在不大对,人民币是不是该贬一贬了...也不能说这不是经济学家应该思考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思维仅仅局限在这儿,那你还是经济学家吗?你就是一个编外的政府官员呗,说白了,你的全部心思就在于要当一个政府的师爷,是幕僚或者讲得好听一点您是国师,但您介入政治太深了。而像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德索托先生这样,他对社会经济那种结构性的缺陷进行最深刻的洞察,而且用自己的智慧和理论把这个国家掰上制度性的正确道路,这才是经济学家该干的事情,这也是一套立功的做法。你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套书《经济解释》的作者张五常先生,他也是这样一个人。你什么时候听说他在中国到处走论坛,在讲中央政府该干什么,跟中央银行支支招?但是在中国过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当中,经常在关键时刻你能看到这位老先生的影子。比如说8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中国人还不知道市场经济还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张五常先生在国际经济学界就做了这么一个判断——中国肯定会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比我们正式宣布走市场经济道路要早了十几年。再比如说,中国早期在中国高层当中形成那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就是得益于弗里德曼先生访华(弗里德曼是美国的那个著名经济学家),而这次访华就是由张五常先生促成的。

那最后一个标准呢,就是立言。经济学家是以写文章、发表言论为本职工作的,所以这自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但它也当然是最难的一个标准。我们都是外行,经济学家内行经常说的那个话我么都听不懂,我们作为一个外行,怎么能判断他们说的是对是错,是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呢?你看,在佛教发展的历史上也有这么一段,佛陀灭度之后(就是释迦摩尼死了之后),很多人都说,我听他说过法,我知道他怎么说的,我说给你听。所以佛陀在生前就说过一句话,说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就是会多得不得了说我的说法,但都是邪说。但怎么办呢?所以后来佛教就搞出了所谓的三法印,也有四法印、五法印的说法——就立了三条标准,只要不符合这三条标准都是胡说,至少不符合佛陀的原意。你看现在佛教经典当中,《阿含经》基本可以判断是佛陀所说,很多中国流传的民间的那些经文其实未必是真佛经。那怎么判断?就用三法印来判断,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佛法我们就不说了)。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关于经济学的一个法印呢——就是什么样的观点就证明他是一个好经济学家?当然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请教了很多经济学家,大家基本上给我两条标准:第一,就是他是不是主张保护私有产权,第二,就是他是不是主张自由交易。说起来很简单,具体的道理我前面也都讲过,你不要以为这两条很容易,一旦回到具体生活当中,经常是容易犯糊涂的。比如说德索托现在在世界上行走,比如说埃及或者各种各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都请他去,他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么一句话——保护穷人的私有产权。你听起来好像是一句很枯燥的话,但这背后的道理深了去了。但是还是有人给德索托起了一个外号,说他是产权民粹主义者,说你就会这一套,别的不会,有本事你写一个公式我看看——你看,这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经济学家立言的根本。再比如说张五常先生(刚才我们讲的经济学法印的第二条就是是不是主张市场的自由交易),张五常先生经常在一些真实世界的案例当中说出来的那个话,别人觉得匪夷所思。比如说他坚定地反对劳动合同法,坚定地反对所谓的最低工资标准。今天我们听起来,这不都是保护穷人的做法吗,你这个老头是不是替资本家说话?其实我们只要稍微一深想,就能明白张五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雇佣也是一种交易,这种交易的自由度也应该得到保护——而不是用什么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标准来干扰它。一旦干扰会产生恶果的,这个恶果不仅会落在资本家的头上,更多的恶果会落在劳工阶层的头上,这个道理以前的节目我们其实也讲过。

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干预大声疾呼,不从流俗,和主流意见相反,这也是需要勇气的。张五常先生从中国搞劳动合同法那一天一直喊到了今天,那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恪守保护私有产权、支持自由交易这两条标准的金线。

那节目的最后还是给大家推荐这套书,张五常先生所写的《经济解释》。这套书可以说是张五常先生一身经济学术的精华——我敢保证里面没有一个公式,没有太多的数字,任何普通人只要识字,你就可以读得懂。如果你不懂经济学,读了这套书你会对经济学产生非常独特的温情的感觉;如果你懂了经济学,你会对这么高水平的著作高山仰止。当然你说我就不为求知我就是好奇,读这本书有没有效果?也有。因为我读这本书很多年前,这套书可以说陪伴了我很多年(当然这套不是,这套是新版)。那即使你不为求知,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也会叫交上一个朋友。因为张五常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在他这套书里面字里行间都表现出了那种孤傲之气。而这种孤傲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智慧来的,你会看到一个学者是怎么样把玩他这门学问,从中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智力上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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